采访／霍亮子宁二
年元旦，我们受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书系的邀约，到贵州采访音乐故事，其中以苗族芦笙为线索，接触了几位音乐人。杨胜文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那时候他的金竹乐队已经运营一段时间，在麻雀瓦舍做过演出，现场有爵士的感觉，苗族音乐还能这么玩？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芦笙表演的印象。
杨胜文的苗族名字叫做央格里，经历也有代表性，他年出生，在文革之后传统恢复的时代有幸亲身见证民间音乐的面貌。因为他的叔叔杨昌树是苗族芦笙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和教育家，引领他从黔东南的村寨走出，进入贵州艺校；又因为机缘巧合，从吹芦笙被调配去弹贝斯拉手风琴。毕业后进入凯里文工团，弹吉他打架子鼓什么都做；年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芦笙和声乐；年代后，成为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奏员。年，杨胜文发布了苗族音乐史上第一张流行音乐唱片《苗岭谣》，其中一些歌在今天的苗寨已经成为人人会唱的民间歌曲；年，他和阿幼朵以及两个弟弟组成“苗山人”组合，成为最火的苗族流行音乐乐队。
除了跨越民间和学院的系统，具有传统和现代音乐的经验，我们在贵阳采访他时，谈到最有意思的故事还是他在西部苗语区的游浪，很像许多音乐家在瓶颈时期重返民间、回归自我的探索，因为苗族分布的特殊性，他的游浪又是国际性的，从老挝的村寨一直走到美国的集市，这些经历共同塑造了他现在的音乐观念。
他对苗族音乐的现状有很强的批判意识，促使他从演奏进而作曲，以至于意识到乐器的局限，开始改造芦笙。刚刚过去的5月12日苗族四月八节，他和金竹乐队的专场音乐会《藏在深山的音符》在北京民族剧院成功举行。我们也因此将这篇一年多前的长篇访谈整理出来，相信它有超越民族范畴的普适意义。西南地区各民族的音乐传统都很强大，不过能将其推进到当下时代的音乐人相比其它地区要少得多。在苗族音乐现代化的过程中，杨胜文将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从苗山人到“苗山人”
亮子：杨老师，你是在中央民大教学？
杨胜文：对，中央民大的芦笙专业，我是他们的外请专家，现在有六个人吧，是本科。我的单位是中央民族歌舞团。
亮子：是什么时候创立这个专业？
杨胜文：我上学的时候是88年，但毕业后就一直没招，应该是11年或者10年又开始招的。现在成立一个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这个系叫少数民族器乐系。除了芦笙，还有马头琴，热瓦普等等，现在总共有五个老师吧。
亮子：你是82年到贵州艺专开始学习芦笙专业的，对吗？
杨胜文：82年还叫贵州艺校，现在是贵大艺术学院。82年我也是考芦笙进去的。因为我个子特高，1米81，其他学芦笙的学生顶多1米7就算高了。他们就说你太高不能学芦笙，这样就把我安排到管弦乐班学贝斯，学了三个月以后，那个老师也教不了就改学手风琴，毕业去了凯里歌舞团工作了两年，以后才考了中央民族大学，当时芦笙和声乐这两个专业。我老师叫金欧，他主要专业是舞蹈，芦笙就教一首曲子，那这样就学作曲。我学过声乐，学过贝斯，学过手风琴，在我身上这是综合性的，就是恰巧我没学芦笙，然后我学的这些东西反过来为我的芦笙服务。
亮子：如果只学芦笙的话，其它艺术种类的技巧就不知道。
杨胜文：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学过声乐，学过美声，现在我吹的芦笙有声乐的技巧在里面。我也到中国音乐学院跟张之良老师学过汉族笙。
亮子：那么你最初是怎么接触芦笙的？
杨胜文：小时候我家在贵州黄平县，在山上。我们那个地方，过芦笙节是这个寨子过三天，那个寨子过三天，一路过来，这一串寨子大概是一个月，我记得我上初二的时候，每个寨子过节我都去，旷课旷了大概一个多月。那个时候村里面有一拨人吹芦笙，我就跟着他们去了，一个月回来不知不觉会就会了。村里面有一套芦笙，然后我就拿芦笙来吹。在我们那个地方是这样的，如果你唱情歌，不能在家里唱，要到游方坡去唱，我拿芦笙试吹了一个情歌的旋律，就吹了几句，有个妇女在边上就说，诶，你怎么在家里面唱情歌？
亮子：之前应该是文革期间，这些应该都没有。
杨胜文：那个时候是刚刚恢复。文革中不让看芦笙，节日都给封掉了，芦笙舞我们都没见过，我那一年才开始。
亮子：也是因为刚刚开始很新鲜，所以特别吸引？
杨胜文：没错。那个时候我们在农村，理想不是说要搞艺术，根本不懂。初中毕业，我学习也可以，我们班大概50个人，只有四个人考上高中，我是其中一个。但家里面穷，我就想上个县师范，读两年回来就工作，有自己一间房子。那个时候叫铁饭碗，心里面想的就是这样。那时候我叔叔杨昌树在凯里歌舞团，有个招生，他知道这个消息，把他的芦笙给我学，我后来也没考上，正好又有了艺校的招生，然后就考了艺校。
亮子：那时候考试考的芦笙是民间的还是改良过的？
杨胜文：民间的。但是我叔叔给我的芦笙是改良过的，然后就是到贵州艺校。到校以后就是我刚才说，个子太高，他们就不让吹了。但是我有芦笙自己吹，天天跟他们（芦笙班）在一起听都听熟了。
我在另外一个管弦乐班，三个地区黔东南、黔南、黔西南一个地方招九个人，全是学管弦乐的。我从乡下来，都没见过贝斯、小提琴，什么都没见过，反正第一个学期特别困难。但我们从农村出来的嘛，比较刻苦，人家练一个小时，我们就练上四五个小时，到第二个学期，学习就上来了。为什么学艺术的还是要有天分的？芦笙班招十个人，我看有一个人天天吹芦笙，吹一首曲子，我的耳朵起老茧了，我都背熟了，他还不行，我就发觉虽然我不学芦笙，好像我吹的也跟他们差不多。
到北京以后，我考两个专业，芦笙和声乐。芦笙的是大专，声乐是本科。但我想声乐像我这样的人普通话也不好，唱歌的人又那么多，我怎么能在北京立得住？芦笙可能容易得多，这样，我就读了大专。
《苗岭谣》已经成为民歌，图片来自网络
亮子：年是中央民大第一次招芦笙专业？
杨胜文：第一次招芦笙。是有意识的全国少数民族乐器比较好的招一个班，毕业以后可以留校当老师，学校里是有这个目的的。说的是大专，但其实类似专家一级。跟我们一块上那个班的，有个同学叫玉龙，是拉马头琴的，那个时候他都30岁了，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乐队的队长，来跟我们一起上课，人家的专业已经是演奏家一级的了。
亮子：已经是可以给别人当老师了。
杨胜文：对，就在一起上。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相当相当少。刚才我说我去参加过民间的芦笙会，但游方啊，对歌啊现在都失传了，没了。我三兄弟，最小的那个弟弟就没经历过。现在他写的音乐他讲的苗语，就不像我那么地道。我讲的苗语我写的歌，再放到村里面去唱，老百姓都不知道我写，不知道我是改过的。我有些歌都可以做到这样的，让人看不到痕迹。
我现在50岁，像我这样的人横跨了几个阶段。最民间的阶段，比如我16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看芦笙会的人也多，游方的——我们一百多户二百户的寨子，初一到十五去另外一个寨子游方，所有的小伙子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大概一二百人走在山路上，走到对面寨子，男的在一边，女的在一边，然后就互相对歌，你对几句，女孩在那边对几句，像刘三姐的那种生活，现在就已经没了。在凯里文工团的时候，我也弹吉他，打架子鼓，到了中国最时兴跳交谊舞的时候，我们也做乐队在后面伴奏。再后面，我上大学，上研究生。到了做midi，那时候是用、的电脑……
宁二：那个时候，你出了一张专辑《苗岭谣》。
杨胜文：对，那是最早的时候。中央民族大学毕业以后，按照传统的这种道路，是在中央民族歌舞团工作，在乐队里面做一个演奏员是吧？到年，我们组建了苗山人组合，阿幼朵，是我叫过来的，我还有两个兄弟，我们四个在一起。苗山人组合那个时候做得很成功，演出也很多，苗山人唱的歌基本也是现代的，然后我们三个人是拿着芦笙。
亮子：当时做苗山人组合，你在音乐上的考虑是什么？
杨胜文：那个时候脑子里面没有说我必须要让它成一个什么样的风格，但是音乐都是我自己做。苗山人里面用芦笙，是现代音乐里最多的。原来像我叔叔他们写的就是芦笙曲，他们也没有涉及跟电子音乐、跟现代音乐那种结合。我做了这个组合，把阿幼朵推出来，后来她回到了贵州，剩下我们三个人在北京玩了大概一年，走不动的时候，我就不做苗山人组合了。
苗山人组合，杨胜文（居中）、阿幼朵（上）以及杨胜文两个弟弟
在西部苗族地区的游浪
亮子：苗山人之后呢？
杨胜文：那时我才开始学西部苗族的语言，我去广西待了一个月，到云南文山待了半个月，然后再去美国待了四个月，后来去泰国和老挝。苗族有三个方言，湖南那边是东部，我们黔东南是中部，我讲的这个是西部。苗族占地理最大最宽的是西部，西部从花溪六盘水安顺这一带一直到广西的龙脊，云南的文山、红河或者泰国老挝越南，讲的全都是西部苗族。
亮子：所以东部跟中部比较集中在中国。
杨胜文：对。现在一提到做苗族音乐，首先想到就是黔东南，就是飞歌。但其实苗族有大量的音乐，比如西部音乐，还没有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