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著书立说、为人处世等四方面探索了中国翻译学名家王宏印老师的成功之路，对学人成器、导师教学皆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受访者简介
王宏印（—），男，汉族，陕西华阴人，我国著名中外文化典籍翻译专家。生前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学位点翻译方向博士生导师、翻译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翻译专业委员会会长、教育部英语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MTI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天津）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天津市政府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王宏印教授于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曾在西北电管局中心实验研究所从事科技翻译5年，后转入陕西师范大学从事英语教学，年赴美留学，年获新墨西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年，调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年12月17日，因病不幸于医院逝世。
王宏印教授以跨文化研究与比较研究（哲学、语言学、文学）为基础，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中西文化典籍翻译与中西翻译理论研究），兼及人文社科类比较研究（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和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并有部分新诗和散文作品发表。其涉猎领域包括《公孙龙子》《二十四诗品》《红楼梦》《石涛画语录》《哈姆雷特》翻译研究，以及吴宓、穆旦研究等，已出版学术专著、译著及教材6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余篇。
他还负责完成了《中国翻译大辞典》中国古代与现当代部分的辞条编撰工作，以及《中国学术前沿》（文学卷）的英文翻译与审校工作。
王宏印教授身兼学者、作家、导师三位于一体，是乐此不疲的学界研究者、学而不厌的书山求真者、诲人不倦的学海引航者、深藏若虚的文坛务实者。他对我国翻译学建设事业贡献巨大，嘉惠学林，功在千秋。
从科研到教学，从硕导到博导，
他研究出色，探索为本
李绍青（以下简称“李”）：王教授，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慕名而来的采访。看了网上您的简历，有一个问题我们很好奇：您从西安外院毕业后，为什么先去当翻译、导游，而没有直接当高校教师？您又为什么舍得抛弃电管局的金饭碗而去端高校的铁饭碗？（李绍青，:86）
王宏印（以下简称“王”）：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还受当时社会思潮的一些影响，不是每个人都一定想要去当老师的。年毕业分配工作，我被分到西北电管局中心实验研究所从事科技翻译，当时也不知道科技翻译是怎样一种做法，只知道服从分配就是了。记得那时我负责编辑一本杂志《西北电力技术》，我一个人就翻译了四五篇论文，刊登在这本期刊上。科技原理、术语、图表等要求很严格，由于对科技不太懂，为了搞好笔译，我不得不钻研《科学技术史》以及电力、机械、电子等相关知识。该刊的主编懂得5种语言，这让我非常钦佩。后来我搞科研就不局限于哪一种语言、哪一国文化。在此期间，我也给本单位工程师培训职称英语，两期培训班的学员全部顺利过关，为此局里还给了我奖励。（李绍青，:58）
大学毕业工作5年后，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我自己想考研。起先想考外国文学，后来想考教育学。陕西师大研究生处的一位处长对我说：“你的英语这么好，调我们这里教书怎么样？”我说：“也行啊，其实教外语，我也挺喜欢的。”于是我又在陕西师大工作了十几年，先教公共外语，后来从事专业外语教学的课程，从理科英语转到文科英语，最后申请到英语专业的硕士点。到第一届研究生毕业时，也就是年，我离开陕西师大，调到天津的南开大学。
现在回想起来，研究所的工作对我有了一个很好的科研训练，这一训练绝不仅限于论文的摘要、格式、标题、参考书目等的规范性，更重要的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朴实作风以及奉献精神、科研方法对我影响很大。在陕西师大，有一次到同事家里做客，同事问其十几岁的儿子：“猜一猜，王叔叔是干什么的？”小孩回答：“他好像是搞什么研究的。”当时我给人一种印象，喜欢对某些事情进行探讨，这对我在大学里搞科研非常有帮助。我到学校从事教学，业余时间全在科研上，编写教材和词典，从来没有停息。我没有考虑过当老师是否社会地位低、搞科研是否劳动力贬值这些问题，分配也好，调动也罢，只要是国家需要，我就会努力干好，工作从来不挑。
李：您是否赞同本科探究“是什么”（弱冠之年）、读研探究“为什么”（而立之年）、博士探究“该怎么”（不惑之年）这种说法？尽管身兼数职，您仍然没有离开过所热爱的英语教学工作，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四个有梯度的层面，您的教学方法有何不同？（李绍青，:87）
王：这么说不太到位。本科只是对一个领域或专业的基本知识的掌握，还谈不上研究。硕士也当不了“而立”，只是研究的基本训练而已，充其量是在某一个领域掌握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一般的硕士论文也没有发表的价值，好的博士论文才有发表的意义，所以，真正的研究是从博士开始的。我个人不太同意本科毕业就写论文，学士谈不上研究，只是专业的基本知识，答辩搞的太仓促，往往流于形式。但是，如果硕士答辩走形式那就不行了。硕士研究生是带有研讨意义的学习，有许多要学的东西。我带研究生比较开放，每门课程的考试都是写论文。我指出一个大致范围，让研究生自己找资料，不能直接用教材上的内容。选题是否可行，征求我的意见，符合统一的要求就是了。然后整个寒暑假用心去写，开学交论文作业，如果假期改动题目，可以打电话向我请示，只要改得有道理，我就予以鼓励。
从本科到博士后，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求学目标和任务。教学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可以从一个最低点开始，从无到有。我可以教小孩子发音识字，也可以根据教材、紧贴大纲给中学生编一本英汉简明图解词典，还参编过一本英译基本动词用法词典，给较高程度的大学生用。本科生刚入门进入专业领域，教学目的是夯实语言基础、培养专业兴趣。研究生阶段，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开始分支，主要是翻译、语言学和英美文学三大研究方向。无论给哪个层面的学生上课，我都按照教学大纲、能力梯度和知识台阶自编教材，前后上过的课有十几门，全是自己的书，不用任何现成的教科书。教学要因材施教，点拨要因势利导，落实到学生的可接受性，偏深了没用。例如，对本科生不需要讲前沿高深的东西，玄而不妙。博士生上课则是讲座式的，引出一个话题，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切磋。对于博士后更是“无为而治”，博士后阶段的导师称为“合作导师”，博士后要做跨学科的高深研究。学术虽是严谨的，但是到了至高处却是最自由的。针对博士生的科研，我提出过3个重要方向：在熟悉的领域里深挖未知，做窄而深的分析；在交汇地带穿梭往行，进行跨学科创新的交互视野下的研究；在理论的制高点上做回顾性、反思性，甚至批判性的研究。
从西学到国学，从哲学到文学，
他由博返约，博大精深
李：我们了解到，您的学术之旅从古希腊哲学到今天翻译科学的前沿，从陕西黄土地出发，足迹踏遍祖国各地，文理皆通，中西兼容。您觉得穿越时空、跨越学科的学术旅行对您的科研有何益处呢？（李绍青，:87）
王：年，我本来是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去的，不是为了单纯学英语，新墨西哥大学比较好的30多门文科课程我几乎全修了。我签证上写的是英语语言学，因为我在英国文化委员会于至年期间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高校英语教师研讨班上，学习过应用语言学，获得了33个学分，可以转6个学分到美国学校的研究生课程里，于是，我很快找到了一个和语言学有关系的应用学科，就是跨文化交际学。在跨文化交际学系呆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门课还是有点浅，于是又学习跨文化心理学，这门课的理论要求比较高，研究方法也比较讲究。我所在的人文学院哲学系有位教授退休了，我被安排在他的办公室，业余时间在那里读了他全部的藏书，还参加了哲学系每周一次的例会，选修了苏格拉底研究这门课程。此外，我还利用业余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从古希腊到当代的西方经典名著，涉及文史哲和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也比较熟悉当下的西方社会和学术思潮，以及文科一些基本学科的原理。
留学取经回国的最初几年，我出版了《跨文化心理学导论》和《跨文化传通——如何与外国人交往》两本书，在陕西师大给硕士生上西方心理学，在南开大学国家汉办跨文化基地给培训班上跨文化交际学。我比较注意基础知识的积累，并向新兴学科扩展，即使是现在，我还会每隔一段时间把外国哲学史和文学名著进行回读。我从英语文学出发，知识面逐渐扩展：我读了古希腊以来的各国文史哲经典名作，打好了西学的底子；在陕西师大时，我参加了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和人文研究所举办的各种会议和学术活动，扩充了学术视野；我也逐渐从西学转向国学，进行中国文化的典籍翻译研究。后来又从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转到文学，绕了一大圈，最后落脚到文学，又转向翻译学。
书中遨游，实地旅游，学术只有在交流中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我虽然涉足多种领域的研究，学科特点各异，研究方法自然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艺术上相通相融，思维上互不干扰，效果上异曲同工。
李：您的翻译理论研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其论述能让读者欣赏到一个色彩纷呈的翻译世界。（李绍青，:58）您的译论可谓中西合璧，旨在构建中国自己的健全系统的译论。您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呢？
王：我的翻译理论研究开始很早，体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英汉翻译综合教程》的理论部分，当时主要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融合了其他领域的方法，例如心理学。现在这个理论体系还在用于教学。但学科是丰富的，翻译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领域，我所取得的一点成绩也得益于广泛的爱好，如文学阅读、美术鉴赏、书法练习、音乐鉴赏和多元的知识，包括哲学、文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翻译学，还有独特的治学途径，特别是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方法结合起来。
我早年从事科技笔译，兼做导游与学术口译，在文学、美学、心理学等领域也有些追求。搞学术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要学蜜蜂采百花酿甜蜜，但也要深入专研，不能浅尝辄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善于借助相邻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行创造，而不是说只懂西方理论就找到了真理。有了“他山之石”，还要攻自己之“玉”，一样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浮在面上，深入不下去，这是做学问的大忌。
从考研到读研，从毕业到就业，
他关怀学生，意切情真
李：在考研面试时，您最欣赏什么样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李绍青，：88）
王：知识丰富、思路开阔、锐意创新、文笔优美、后劲十足集于一身。优美的文笔短时间是来不及练的，是否有潜力取决于基础好不好，当然，创造性是要天赋的。最重要的是要能吃苦，有废寝忘食也不耽误进程的精神。考我的博士要做好一次很可能考不上的准备，没有长远打算和持之以恒的耐心，是不会有大作为的。我喜欢正直诚实、真心求学、功底扎实、刻苦钻研、百折不挠的弟子，不喜欢人云亦云、浮在上面扎不下去的学生。
李：您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短短的两年内，您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世界文学的精华。您觉得与美国相比，我国的硕士培养机制还有哪些差距？
王：美国导师与学生谈话一般很短，他让学生自己确定求学方向：想学什么？基础如何？然后列出所修课程。课程分档次，有梯度，按顺序进行系统编号。硕士生上课不是根据一本教材，而是根据读书单，课下读完书目，课堂讨论，并不像国内不少导师替学生选题。在美国取得学位有两种方式：一种与国内相似，写毕业论文、答辩成功才行。不过做论文时，导师非常尊重学生的思路，如果学生征求意见过多，导师会说：“究竟是你在写论文还是我在写论文？”另外一种是不做论文也可以拿硕士学位，只是要多修几门课，这无非意味着情愿延期和多付学费。然而，这恐怕也是国内害怕写论文的硕士候选人求之不得的。
我觉得国内的研究生教育在课程上不规范，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心中无数，教学无秩序。而国外的课程会按照难度和要求设置级别和号码，按部就班进行选课，这样就比较科学，体现教学规律。此外，我们许多学校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有的学校要求硕士生毕业要发表两篇核心期刊的文章，否则不让答辩。这是不合理的。对于硕士，这一要求太高。但有的人认为，博士答辩也不需要发表论文，这一要求又太低了。没有一定的学术规范，怎么能行呢？还有学术不端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严重，影响了大学形象，这是一个大问题。（李绍青，:59）
李：现在毕业生找工作，有一种说法，叫“学历不如能力，能力不如魅力，魅力不如关系”，对此您怎么看？还有，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好工作，硕士毕业后是先生存后发展，还是一步到位攻读博士？您的建议如何？（李绍青，：89）
王：我觉得每个时代的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过去都是一味鼓励求学，上金字塔，毕业包分配，国家什么都管，那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不一定适用了。我觉得对于考研生，要打好知识基础，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报考，不可耽误时机，贻误青春。一旦考中，就要热爱自己的专业，争取学好，以之为社会服务，毕竟这是自己的谋生手段，不要轻易放弃。如果要考博，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在打好基础的同时，注意学科前沿，还要和老师沟通，不要自己闷头去搞，得不到指导。因为考博和考研是不同的，没有几年的专业准备和思想准备，可能不得要领，而缺乏一定的学术交往，也会事倍功半。
至于找工作，我觉得不仅需要专业好、学校好，还要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和交往能力、表达能力，包括调查市场和决策的能力、招聘应考的能力、面谈和填写简历的能力等。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过分溺爱，导致大部分学生不能独立谋生。如今社会开放，各种机会和问题都有，学生一定要自己掌握自己。但也不能过分自我，一点听不进家长和师长的意见。重要的事，就要商量，交换意见，集体决策，这样往往比较可靠。当然，家长和师长也要注意听取学生的意见，不要过分坚持老一辈的观点。
在有条件的时候，我觉得学生可以一步到位，考上博士，这样到了工作单位，就可以顺利工作，不必再为学历犯愁了。但若一年不能考取，我建议还是可以先找工作，一面工作，一面再考。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总是能成功的。
李：许多从事翻译的人都对翻译的过程及译者的作用概念模糊，不能从学术的高度审视问题。作为中国典籍英译的重要实践者和研究者，您分析问题入木三分，立论高瞻远瞩。请您概括一下您的主要学术观点。
王：我个人以为，中国的译论与西方的译论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不能放在一个模式里研究。例如，中国译论的发展历程有着自身的特点。可将其归为四个阶段：肇始阶段、古典阶段、玄思阶段和直觉阶段。在肇始阶段，以佛经翻译实践为依托，以译经序言为主要形态，形成关于佛经翻译的初级理论。其中最重要的译论包括：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八备”，玄奘的“五不翻”，以及赞宁的“六例”。基本上涉及到本体论、主体论、文本论、方法论诸问题，但语焉不详，好立条目，难成系统。在古典阶段，以借鉴中国传统修辞写作理论和西方语言学理论为主体，试图找到和建立中国译论的基本思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包括：严复的“信、达、雅”三字诀，章士钊和胡以鲁关于音译意译的争论。这些理论主要围绕翻译标准和译名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理论化和操作化倾向均较前为甚，有制订翻译规则之企图。在玄思阶段，以借鉴哲学原理介入翻译理论的研究，或者把翻译问题哲学化，以求解决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企图建立翻译的哲学基础；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包括：贺麟关于翻译可能性的论证，金岳霖关于“译意”和“译味”的分界。这些理论主要围绕翻译是否可能或可译性问题进行玄思，涉及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的不同性质问题，但哲学思辩味道太浓，未能完全转化为翻译学本身的理论问题。在直觉阶段，以回归中国传统文艺学的直觉思维方法为理论源泉和思维特征，尤其注重借鉴语源学资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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