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事年纪
朱德率领红四军挺进江西。
毛泽东复信林彪，对其“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作出答复。毛泽东表示：红色根据地必将继续存在和发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路线。
南面的蒋介石军队在河南打败北面唐生智军队。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
中国与英美法等驻华公使及代办签署了《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取消了外国人的观审、会审权。
有消息报道在河南安阳发掘出殷代文物。
红四军在吉安之东获胜，破蒋军。
中共中央发出第70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指出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
阎锡山释放了软禁的冯玉祥。
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开会，决议：开除汪精卫党籍；调查阎锡山；制定三民主义伦理标准；实施三民主义乡村教育。何应钦被任命为军政部长。何一直连任至年。
国民党2、3、4集团军将领57人发出逼蒋下野通电，要他“以党政还之国人”。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先后在上海成立。
阎锡山、冯玉祥发出倒蒋通电。阎锡山和冯玉祥自封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副司令，准备武装对抗蒋介石。
中英两国在南京签约收回威海卫。
阎锡山、冯玉祥反蒋战争初步胜利，占领河南大部。
日本与南京政府签订《关税协定》，实行互惠税率，日本放弃协定关税权。
桂军白崇禧部队占领长沙、岳阳，蒋介石调兵防御。
冯、阎与蒋介石在河南、山东开始大规模战争，史称“中原大战”。
由于在中原大战中的军事贡献，蒋介石升任杨杰为陆海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
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在河南、安徽、山东、江苏进行了规模空前的争夺权力的战争，史称中原大战，最后蒋介石获胜。
英国侨民白来德因轧死中国学生，被汉口法院提起公诉，成为受中国法律制裁的第一位外国人。
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稍后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计划。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此时周恩来赴莫斯科汇报工作，23岁秦邦宪（博古）从苏联回国投身国内共产主义运动。中央整编红军，毛泽东为红一军团首领，彭德怀为红三军团首领，周逸群为红四军团首领，邓中夏为红二军团首领。江西苏区开始整肃“AB团”，数千人被捕杀。
蒋军攻入长沙，白崇禧、李宗仁的桂军南退。
水、旱、蝗、雹等灾打击余县，灾民5千万人，陕甘尤重。
蒋介石任张学良为海陆空军副司令。
共产国际做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国党本身的组织力量太弱，不能领导工人群众的暴动”。反对李立三准备夺取武汉的“盲动”。
红三军团击败蒋军何健部，占领长沙。8月1日在长沙举行10万余人庆祝大会。8月5日撤出长沙。年7、8月间，红三军团曾一度攻克长沙。
蒋军发动全面反攻，阎向山西溃退。
冯玉祥向徐州蒋军发起总攻。
反蒋的汪派“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蒋军进入济南，晋军向黄河北退却。
红一方面军向长沙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半月后停止进攻，转入乡村。
红军一、三军团在湖南永和会师，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阎锡山宣誓就任北平国民政府主席。
张学良通电拥护蒋介石，派兵入关打击阎锡山，20日，东北军大举入关，半月内已控制平津地区。21日占天津、26日占北平。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声明即日下野。中原大战结束。
美国国务院宣称愿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瞿秋白、周恩来已从苏联回国，决定结束“立三路线”。李立三承认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会后，李立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中央工作由瞿秋白主持。
被英国人强行租借的威海卫，终于回归中国。
蒋介石攻击冯玉祥部队获得胜利，占领郑州，冯军大部投蒋，一部被东北军改编。阎锡山军队被东北军改编，但仍保有山西地盘。中原大战双方死伤近30余万。
中苏中东铁路会谈正是进行，因伯力协定承认问题发生争论，无结果。
冯玉祥宣告下野。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湘鄂西、湘鄂赣、中央、鄂豫皖等根据地先后进入全盛时期，红军和土地革命斗争有了很大发展。红军势力遍及十余省的一百多个县。
阎、冯战败后通电下野。阎锡山躲进天津租界，冯玉祥隐居山西汾阳。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开会，张学良列席。讨论铲除共产党。胡宗南晋升为中将。
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在长沙就义，年仅29岁。长沙国民党当局许诺只要杨开慧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恢复自由，但被杨开慧拒绝。杨开慧临刑前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注：毛泽东字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古物保管委员会请求政府驱逐敦煌文物大盗、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
厦门英租界正式收回。
在中央苏区红四军部分官兵集体抗议乱捕乱杀“AB团”，发生“富田事变”。
蒋介石出动十万兵力，对闽南苏区开始进行冬季军事围剿。年底，红军反围剿胜利。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启用陈绍禹和秦邦宪。
国民政府改招商局为国营。从年起，国民政府交通部收回已成铁路管理权，又以与外国资本联合投资和商办方式，新修铁路公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毛泽东在年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一种悲观的思想。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修改。
一、背景
毛泽东决定以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针对红四军内部弥漫的悲观情绪进行一次系统的批评，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1月5日，在上杭县古田镇赖坊村协成店，毛泽东写下这封六七千字的长信。
二、摘要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国民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毛泽东同志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但是，当时党内有“左”倾思想的人，仍幻想以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而以林彪为代表的有悲观思想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强敌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不愿经过艰苦奋斗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主张用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来一全国武装起义。
年1月5日，毛泽东为了批判党内存在的悲观思想，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思想，指出：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二、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年底到年初，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三次“会剿”，好象很有力量，其实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十分露骨，军阀混战业已形成，实质上这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降，革命潮流开始复兴。四、现实的客观情况是，各种矛盾都向前发展了，全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毛泽东在信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这封信中，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斗争所作出的新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原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文）（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⑵、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⑻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
（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
（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
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
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
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中原大战（年爆发的一场新军阀混战）
中原大战是指年（民国十九年）5月至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又称蒋冯阎战争、蒋冯阎李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中原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为“中原大战”。
战争由中国国民党内北伐战争后各派系因军力编遣肇生不满，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发起，意图夺权挑战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
一、战争背景
（一）二虎守西安
北伐战争期间，“蒋李冯阎”冯玉祥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派遣的刘镇华，主要战场就在西安。刘镇华是当时国民政府任命的陕西省长，带领“镇嵩军”与西北军冯玉祥展开了著名的“二虎守西安”战役。最终以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刘镇华退军而宣告结束。
此后，陕西地区即由西北军冯玉祥主政。
（二）二期北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年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蒋、冯、阎、李四派新军阀获得了“统一”。同年4月，四大军事集团联合伐奉，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二期北伐”完成。
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平、津。年底，东三省易帜，其与南京中央维持着“分治合作”的关系，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均保有自主地位。北伐后的中国，大致形成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等6个军权中心。
年1月1日至25日，国民政府于南京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举行国军编遣会议，将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部列入第一期整编，东北军列入第二期整编；规定每个军事集团最多保留11个师，李宗仁部、冯玉祥部先后举兵反抗，均告失败。同年8月，全国编遣实施会议召开，规定各编遣区以团为单位实施编遣，军队数量一律压缩到7-9个师。东北军并未参与其中，张学良且与阎锡山等人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统一”。但因“中东路事件”及与苏联交涉问题，奉张与南京中央有所矛盾。张学良既未出席历次编遣会议，也未执行会议决议，财政方面依然自收自支。
军队编遣和取缔政治分会。使蒋介石操纵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虽然取得了“正统”地位，却未真正统一国民党，国民党内四分五裂、派系林立。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希望通过召开三全大会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年3月15至27日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除通过“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为“最高之根本法”，《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外交决议案》外，还决定：
追认编遣方案，从法律上肯定了蒋介石消灭地方实力派为合法。
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等人的党籍，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桂系及改组派势力被完全排除于三大中央之外。
开除国民党二届中央中共党人的国民党籍，并对邓演达、彭泽民、路友一尹等人以开除党籍或停止职权的处分。
（三）民国十八年年馑
年馑，读音为niánjǐn，汉语词语，方言，指荒年。
《陕北民歌选·信天游》：“拔下了苦菜渡年馑，交下了朋友毁名声。”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十三：“他还有一个儿子，丈夫走后家里就更没法过活，过不下去，又遭年馑，没有法，公公把她卖给一个跑买卖的了。”路遥《平凡的世界》：“如果天再不下雨，今年又将是一个年馑。"
民国十八年年馑
民国18年（），陕西曾发生过一次特大灾害。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发生了蝗灾、瘟灾等灾害。人民伤亡以百万计。这是一次痛苦的回忆，据说，发生了“人吃人”的惨状。
冯玉祥所主政的陕西关中地区，一场大灾荒对“中原大战”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十八年发生在陕西关中的大饥荒，又名“民国十八年年馑”。
陕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说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说是三百年一遇。
实际上民国十八年年馑从民国十七年就开始了，据近代大量史志和报刊资料记载，民国17年（年）陕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麦歉收，秋未下种，冬麦亦无透雨下播。民国18年（年）全省旱象更加严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泾、渭、汉、褒诸水断流，多年老树大半枯萎，春种愆期，夏季收成不过二成，秋季颗粒未登，饥荒大作，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通衢、流离逃亡，难以数计。
据当年9月5日陕西救灾委员会统计，在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除滨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成不毛之地。在91个灾县中，有特重灾县24个，重灾县27个，一般灾县15个，轻灾县25个。长安、武功、凤翔、扶风、乾县、岐山、眉县、兴平、咸阳、临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阳、宝鸡、陇县、澄城、淳化、长武、褒城、礼泉等县为重灾区。全省余万人口，饿死者达万人，逃亡者约40万人，有20多万妇女被卖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东等地。
（三）冯蒋矛盾
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新军阀政权。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通过徐州会议，实现了国民党两派新军阀的合作。年2月，蒋冯结拜“换谱兄弟”。4月，在北伐奉系张作霖的战争中，四派新军阀组成的“二期北伐”军迫使奉张军退回东北。其后蒋、桂、冯、阎四派对张作霖的临时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冯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明显突出。
“二期北伐”开始之前，蒋介石控制国民党中央政权，据有沪、宁、杭等富庶地区，需要借助冯玉祥的军事力量，北伐奉张，占领北方地盘，进而“统一”中国。冯玉祥控制西北，地瘠民贫，且交通不便，需要乘北伐奉张之机到北方争夺自己的地盘。尤其对财源充裕和交通便利的北京、天津等，甚为看重。“二期北伐”结束以后，蒋介石担心冯势力发展过快，利用阎锡山与冯玉祥的矛盾，把河北、京津等地划给阎锡山。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命，允许阎的第3集团军开进北京。而冯的第二集团军只允许留驻南苑，不准进入北京城。为此，冯玉祥对蒋介石极为不满，他命令所属撤兵，退回山东与河南，本人托病在河南新乡，不肯前往北京。
政治上冯玉祥强调“平民政治”，反对独裁。在国民党建设上反对蒋介石的主张，要求建立廉洁政府，提倡共办实业，救济灾民，反对贪污腐化，反对中央政府委员加薪，以各派的实力大小分配中央领导权，反对蒋介石包办党务与南京政府、这与蒋介石的主张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提出要编遣军队。在编遣军队的问题上，蒋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年7月6日，蒋介石在北平邀请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冯玉祥和其他派系首领大力反对蒋介石的裁兵计划，座谈会不欢而散。年8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企图压服各派系裁兵。在会上，蒋介石重提《军事整理案》。由于粤籍中委的支持，议案得到通过。致使蒋介石的裁兵计划列入了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受到《军事整理案》的威胁，冯玉祥往返于陇海道，开始巡视西北军。在西北军五原誓师2周年召开纪念大会，举行阅兵式。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后，蒋介石委任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并要冯玉祥立即到南京供职。冯玉祥托辞不肯“进京入职”。随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冯玉祥和其他派系首领被迫到南京参加编遣会议。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预备会，实行以派制派的方针，在各派之间进行挑拔和拉拢。冯提出了“三有三遣”的编遣方案，这一方案首先遭到阎锡山和李宗仁的反对，蒋介石暗中拉拢阎锡山，授意阎炮制了一个抬蒋压冯的提案。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议讨论冯、阎两个裁兵方案时，多数人赞阎案，反对冯案，后通过了有利于蒋介石的《国军编遣委员进行程序大纲》。冯、阎、李很快从相互攻讦转为相互同情，表示要共同设法抵制编遣会议。
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为集中兵力，消灭桂系，蒋介石派邵力子等人到华山拉拢冯玉祥，以行政院院长及鄂、湘两省地盘为条件，要冯继续与蒋合作，并请冯出兵助蒋讨桂。冯表面答应了蒋的要求。随即在豫鄂边界频繁调兵，希望待蒋、桂两败俱伤之时，乘机出兵占领武汉。但蒋很快打败了桂系，增加了蒋介石的怨恨，使蒋、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了”。蒋介石随后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冯玉祥，大举向山东、河南调兵，造成对冯系大兵压境之势。接收济南事件则成了蒋冯矛盾爆发的导火线。蒋介石以武力把孙良诚挤出山东；冯玉祥看到蒋介石消灭西北军的主意已定，便采取防御策略，命令山东、河南的守军西撤，以便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巩固西北，同时，冯系在南京供职的鹿仲鳞、熊斌也同时辞职，返回了西北。冯玉祥完成了一系列的军事调动之后，于5月中旬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5月16日，西北军将领孙良诚等人发表反蒋通电，推举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北路总司令。蒋介石调兵遣将，设作战总部于徐州在湖北和山东，随后用金钱收买了冯系将领韩复榘和石友三倒戈，致使西北军受到很大削弱。在政治上蒋挟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指责冯破坏革命”、“大逆不道”、“统一之梗”和“反叛中央”。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的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5月25日蒋致电冯，要冯下野出洋，交出兵权。冯玉祥在政治上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面对蒋介石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为了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冯玉祥于5月27日通电全国表示下野。
为了缓和蒋介石的进逼，并争取同阎锡山合作，冯携夫人及女儿于6月21日离陕赴晋，对外声称赴晋转道“出洋”。阎先后软禁于晋祠和建安村。在冯被软禁期间，阎鼓动冯以电报指挥驻陕西的冯部将领于年10至11月间，发动了第二期反蒋战争，又因阎的出卖而失败，冯玉祥设法由鹿钟麟带到陕，指示部属派人与蒋联络，“摆出秘密联蒋的姿态净并故意让阎侦知”，使阎产生蒋冯勾结的错觉，同时公开致阎电，‘“要求放回冯，共同反蒋”。此时，正值蒋、阎矛盾尖锐化，蒋已派人向西北军表示，希望“合力倒阎”。鹿秘密派往南京的代表与蒋介石的代表何应钦谈判，鹿同时又派闻承烈、李忻赴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韩、石表示坚决打倒阎锡山。阎得悉冯部联蒋讨阎的消息，为摆脱危局，立即向冯表示坚决联冯倒蒋。汇集于太原的各反蒋派别的代表拟订了倒蒋的军事组织方案，以阎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与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年2月27日，阎亲临建安村看望冯，抱头痛哭一番，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并歃血为盟。次日上午，阎宴请冯夫妇。即日各方反蒋实力派代表34人召开军事会议，即所谓太原倒蒋会议，议决了8项关于联合反蒋的决策。冯玉祥由此参加了反蒋联盟。
（五）蒋阎矛盾
年初，蒋介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迫使阎锡山将平津税收划归中央；阎锡山却申请发行省公债万元，但未获结果。北伐后期，阎锡山从蒋冯相争中获利，开府北平，蒋介石虽委任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但却派遣何成浚为北平行营主任兼市长。上下左右的人事布局，使阎锡山惴惴不安。
年1月13日，前往郑州参加军事会议并准备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的阎锡山在得知蒋介石命令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逮捕自己的密令后，连夜逃回山西太原，并决定倒蒋。阎锡山回太原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赶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阎锡山在就职仪式上发表公开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武力政策，并公开指责蒋介石是引发内战的根源。
（六）蒋桂矛盾
李宗仁参加“北伐”想发展实力，夺取国民党中央统治权。“北伐”前的宁汉分裂时期，桂系逼宫使蒋下野（年8月13日），企图取而代之。
北伐前后，桂系兵力极度扩张，李宗仁统率大军，坐镇武汉，统辖两湖，居长江上游的腹地。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上服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实际上财政、军事均自成系统。
年2月，蒋桂之战中，由于桂系将领李明瑞倒戈，桂系迅即失败。两湖被蒋占领，李宗仁败逃香港。
二、战争起因
（一）政治危机
北伐成功以后，南京政府名义上是中央，但无权威可言，当时中国之状况，与此前军阀割据之形势别无二致。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之后，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如果非要说有变化，那就是各方军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欧美各国自顾不暇，本应是中国振作的时机，但中国积重难返，内耗使年代中国的危机并不亚于欧美各国。
（二）矛盾激化
年1月，阎锡山自郑州返回太原后，豫中形势即渐现混沌；2月10日，阎氏致电蒋介石，主张礼让为国，力言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约蒋氏“共息仔肩”，以弭党争。12日，蒋复电云：“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21日，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5人响应阎氏行动，推其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23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45人联名通电提出党统问题，主张由全体党员投票以解决党国纠纷，汪精卫亦通电和之。3月14日，第2、第3、第4集团军57位将领联名通电促蒋下野，次日，通电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武力讨伐蒋介石。4月1日，阎、冯、李分别于太原、潼关、桂平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职；5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并积极备战。7日，南京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阎的党籍。
（三）参战兵力
反蒋军共编制了8个方面军：桂军为第1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并兼总司令，北出湖南，进趋武汉；西北军为第2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总司令鹿钟麟，担任河南境内陇海、平汉两线作战任务；晋军为第3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总司令徐永昌，担任山东境内津浦、胶济两线和陇海线东段作战任务；石友三部为第4方面军；内定张学良的东北军为第5方面军；刘文辉部为第6方面军；何键部为第7方面军，樊钟秀部为第8方面军。作为主力军的西北军、晋军己全部动员起来，开赴陇海、平汉、津浦各线。阎还委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率部由豫攻鲁，委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攻入安徽亳州一带。
三、战争经过
（一）反蒋部署
晋阎和宁蒋自5月中旬展开大战，反蒋军的战略是：阎军自津浦路南下，冯军自陇海路东进，谋夺取徐州；同时，李宗仁军队向湖南进兵，威胁武汉。战争初期，反蒋联军在南北战场均取得主控权，获得大部战役的胜利，6月下旬攻陷济南。7月下旬，作战重心由陇海线转向津浦线，战场形势亦急转直下；8月15日，蒋军克复济南，晋军退往黄河北岸。讨蒋联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是：
（1）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以刘骥为总参谋长；
（2）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进趋武汉；
（3）西北军以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
（4）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
（5）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
（6）内定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拟定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讨蒋。内定四川的刘文辉为第六方面军，湖南的何键为第七方面军。为了鼓励非直属部队的将领，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在这以后，又加派樊钟秀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
年3月10日，冯玉祥于由山西回到潼关。下旬，冯在潼关组成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西北军的兵力共有26万余人，冯决计全部动员开赴前线，以便联合各方力量，对蒋介石集团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战。
年4月1日，冯在潼关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阎锡山同日在太原就总司令职），任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进驻郑州部署前方军事，随令各路大军陆续东下。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看到冯玉祥发动讨蒋，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开往山东境内抵御晋军，蒋从其请，韩即于3月下旬率部东撤（东撤时，骑兵师张德顺部乘机回到西北军），西北军得顺利地占领了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万选才部乘势东进，旋即占领开封、归德，万即接任河南主席。4月中旬，冯军第一、二、三各路分别进至平汉路以西之淅川、内乡、叶县一带及陇海路西段之洛阳、郑州一带。晋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各部及大部炮兵，由徐永昌、杨爱源指挥经郑州转往豫东兰封一带。驻骥南、豫东和皖北的石友三、刘春荣、万选才、刘茂恩和孙殿英等部均归其指挥。在津浦线方面的晋军，由傅作义、张荫梧分任指挥，进出德州、济南。
年5月1日，蒋发表了讨阎、冯誓师词，阎锡山、冯玉祥会于新乡，3日同车到达郑州。4日，阎、冯在郑州召开会议，部署作战计划。8日，蒋通令各军在10日前完成战备。
（二）陇海线作战
蒋军投入陇海线作战的是刘峙的第二军团，所辖的顾祝同、陈继承、蒋鼎文、熊式辉、陈诚、卫立煌、张治中等师，都是蒋军精锐部队。配备在平汉线的是何成俊的第三军团，在津浦线的是韩复榘的第一军团。蒋在徐州设行营，亲自坐镇指挥。阁冯军主力部署是，陇海线由晋军、西北军共同承担而以晋军为主力，孙殿英、万选才、刘茂恩、刘春荣等部及石友三之一部归其指挥；平汉线以西北军为主力，樊钟秀部配合作战；津浦线则由晋军担任。
年5月11日，蒋下总攻击令，第二军团由徐州沿陇海线向归德方面进攻，双方开始大规模接触。因蒋军来势凶猛，又有空军配合作截，万选才部退到归德，孙殿英部退到亳州，蒋军陈继承师在玲爵占领了归德以东的马牧集。接着，刘茂恩在宁陵倒戈投蒋，诱捕了万选才，归德被蒋军顺利占领，孙殿英部被隔断在亳州。蒋虽然初战得手，但整个战局对蒋方并不妙。陇海线上，蒋军占领归德后，阎急调杨耀芳军及张会诏军的一部前往增援，也派孙良诚、吉鸿昌协同作战。双方在5月下旬展开持续激战，蒋军受到重创。蒋在朱集车站火车上指挥，也几乎束手就擒。激战十余日后，蒋军全线动摇，撤到了鲁西南。平汉线上，蒋命令集中在郾城的何成浚第三军团向北发动进攻，在临颖、许昌一带与西北军展开激战，企图牵制西北军向陇海线增加兵力。
年5月25日，何部占领临颖，6月7日又占领许昌。这时，在广西境内与蒋、粤军胶着的张桂军，为了配合阎、冯反蒋军事，挥兵北上，进入湖南，5月18日克永州（零陵）、祁阳，28日下衡州、宝庆（邵阳），6月4日、8日，先后占领长沙、岳阳，前锋进入湖北境内。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10日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两昼夜，蒋军溃败，退向漯河以南。但冯没有听从部下直取信阳、与桂军会师武汉的意见，下令停止向南追击，移师豫东，拟布置：口袋战歼蒋主力。蒋军在陇海、平汉线两度受挫，并丢了长沙，士气十分低落。
年6月中旬，冯玉祥调整作战计划，在陇海线再度发动进攻，并亲赴柳河督战，集中刘峙、蒋鼎文、陈诚等部及教导师三万余精锐，配以炮兵，由杞县、太康间西北军阵地攻入，企图弓经通许、陈留袭取开封。但这正好投入了冯的口袋形包围圈。蒋军仓皇退却时损失十分严重。津浦线上，阎将傅作义、李生达、冯鹏蠢、张会诏、丰玉玺、秦绍观六个军及三个炮兵团编为第四路军，以傅为指挥官，沿津浦线南下，分左右两侧渡河抄袭济南。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未作有力抵抗，致使晋军轻取济南。
（三）湖南战场
年6月底7月初，战况发生变化。湖南战场，蒋组织何键、钱大钧、夏斗寅三路军反攻长沙，调海军陈绍宽率舰入湘协攻，并令尾迫张桂军入湘的第八路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出兵衡阳。6月9日，蒋、蔡两师占领衡阳，张桂军首尾不能相顾，便退出岳阳、长沙，反攻衡阳。月底，双方在湘南激战，张桂军溃败，于7月4日退回广西。接着，蒋军又将孙殿英困守的陇海、津浦三角地带的亳州拿到了手，解除了侧背的威胁。8日，蒋任命刘峙为津浦路总指挥，从陇海线抽调陈诚、冯轶裴、胡伯翰、胡宗南、杨胜治等师及陈调元的三个警备旅到津浦线增援，又将蒋、蔡两师也调到津浦线，将李楹布师由海路运至青岛登陆。
年7月13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国民党内的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国民党党统。
（四）蒋军津浦线总攻
年7月底，蒋在津浦线发动总攻，8月15日重新占领济南，晋军仓惶一往黄河北岸撤退，适逢河水上涨，被蒋军俘虏或入水溺毙的不计其数。阎军在津浦线首告失败，这对整个战局形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津浦线上晋军受挫时，冯军在陇海线发动了以徐州为目标的火力攻势，希望将津浦、陇海两线联成一气，挽回顽势，与晋军会师徐州。7月6日总攻开始，激战七昼夜，蒋军岌岌可危，几乎要从陇海线正面和归德以南地区撤退。但因连日大雨，河水泛滥，冯军在泥泞中奋战，给养又得不到补充，晋军也不予配合，终不得不停止进攻。这使蒋军得到喘息，稳定了阵线。阎、冯军8月受挫，成为整个战局的转折点。以后的形势便转而对蒋有利了。
年8月21日，蒋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黄河北岸晋军取对峙监视态势，而把津浦线蒋、蔡、李及陈诚、胡宗南等部调到陇海、平汉线方面来，将进攻重点放在平汉线上，同时进扰陇海线西段以截断西北军退路。24日，蒋悬赏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各赏洋万元。
年9月1日，北平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彼此互争正统。
年9月6日，蒋军开始总攻。冯认为还有实力与蒋决一死战，便将平汉、陇海战线缩短，集结兵力于郑州外围，想在晋军协助下背城一战，挽回颓势。但阎为保存实力，却密令陇海线晋军也向黄河以北撤退，使冯部无力支持。17日，蒋军杨虎城部攻占了洛阳附近的龙门，截断了冯军西撤退路，冯军只得转向豫北撤退。
（五）东北军参战
年3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中立。为了笼络奉张，宁蒋方面主要透过三个管道：（1）蒋经常亲自致电张氏；（2）何成浚与张学良保持密切联系；（3）派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等人，前往沈阳进行劝说与谈判。晋阎方面为了拉拢奉张，主要通过：（1）派遣代表赴沈向张学良劝说；（2）秘密透过崔廷献等结纳张作霖，同时让与部分控制区。
年4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分别于太原、潼关、桂平通电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职，奉张维持其中立态度，未就北方副司令职。晋阎方面调和西山派、改组派党统之争后，于年7月13日在北平成立“扩大会议”，随即欲筹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府“争正统”。9月1日，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举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唐绍仪、张学良、谢持等7人为国府委员，以阎为主席。拟于新政府部会首长中，委以较多奉系人士。9月2日，张学良当面向晋阎代表傅作义表示，他并未赞成新政府的成立。张氏除拒出任国府委员外，同时召回已被内定为北平国府部会首长的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等人。但却保荐且同意王家桢、胡若愚等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青岛市长等职。
年6月10日，李石与张学良会商出兵条件时，同意中央先汇款万元，给予东北作为出兵费用，并如期于6月12日汇出。6月13日，蒋介石电请张保荐河北省政府委员，表示以北方政治相委托，敦促东北军3日内出兵以挽救危局。6月2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6月21日、22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建议战争双方撤军停战、设立缓冲区。8月，李石再度北上与张学良商谈东北军出兵事宜，张学良以“金融吃紧、兑现纷来”，要求南京中央即付万元作为军用，再借给公债0万元以为稳固金融之用。蒋介石允诺奉张条件，并电请宋子文速汇出兵费用万元，并另筹公债0万元，以安张学良之心。在张群、吴铁城等催促下，张学良口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8月中旬，爆发“马廷福事件”，使宁蒋和奉张关系几乎决裂。蒋介石除亲电张学良解释外，于8月21日赴济南制止南京中央军渡河北上，取得奉张的谅解。8月15日，蒋军克复济南，阎军退至黄河北岸；奉张即于8月底由葫芦岛返沈，9月10日在北陵别墅召集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已决定出兵拥护南京中央。
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静候（南京）中央措置”，同时派遣于学忠、王树常率东北边防军第1、2军入关。10月9日，在沈阳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
（六）阎冯全线溃败
阎接到其驻唐山部关于东北军入关的报告后，立即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张每到一地，即通知晋军让防。阎按通知节节退兵。21日和26日，东北军一枪未发，和平接收了平、津。为了保持同晋军的关系，东北军只到河北、察哈尔为止，没有进入山西。东北军入关，对反蒋军产生了极大影响。陇海线晋军过黄河，分两路退回山西。孙殿英、刘春荣等部及西北军庞炳勋部也随晋军行动，向黄河以北撤退。石友三19日通电拥护张学良，率部由鲁西开往豫北。冯部面临后路被截、重兵包围的形势。蒋又派人四出活动，多方利诱，使冯部迅速分化。
年9月28日起，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相继倒戈投蒋，平汉线的反蒋军处境险恶。
年10月3日，陇海线蒋军攻入开封，进追郑州，南京政府宣布大赦参与中原大战的诸多将领。4日，汪、阎又密赴郑州，促冯共同发表停战通电。冯陷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境地，只好在5日率副司令部人员撤到黄河以北的新乡。6日，郑州为蒋军十一师陈诚部所占。冯部陆续退到豫北、晋南。10月5日，阎、冯、汪联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矛译平解决。15日，阎、冯决定联袂下野，阎将晋军交给徐永昌，冯将西北军交给鹿钟麟，声称出国暂避（实际上2人均未出国）。阎12月29日在日本人保护下逃往大连，冯则隐居在山西汾阳峪道河。同日，西北军由鹿钟麟领衔通电“即日遵令撤防”，“通伤各部罢兵息民”。
年11月4日，阎、冯通电取消太原海陆空军总司令部。至此，蒋、冯、阎中原大战已告结束。
四、战争结果
年11月4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即日释权归田。随后，取消太原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司令部，中原大战彻底止息。“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动员兵力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双方死伤达30万之巨”，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鲁豫等省的青壮年男子，“南方每月所需军费约三千万元，北方每月约需一千万元”。“双方军费总数，达二万万元以上”。新军阀对老百姓加捐加税，滥发纸币。
战祸所及，破坏严重。作为战场的中原人民，河南洛阳等27县严重受灾，农业损失量为常年产值的.2%；雎县等十几个县农民平均每户损失牲畜0.22头，大车0.07辆，河南省“因战事死亡达12余万口，受伤1.95余万口，逃亡在外者.5余万口，被军队拉夫者达.77余万口，其中因以致死者3万余口，而兵士之死亡者尚不在内。财产损失包括破及焚房屋在内，总计为.9万余元。全部损失估计10年之后方可恢复”。以郑州为例，开战以来，“每日必来飞机，来必掷炸弹。……而每掷一次炸弹，必死伍若干人民，毁坏若干建筑”；“夫此种情况，不止郑州，凡战地都会，陇海、平汉两路附近之各县城与各村落，处处如是，白日皆然”。
工业衰败，农业破产。战争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举凡国家财政、社会经济，两俱枯竭”。仅铁路交通一项，“计资本损失元；驻军提款元；军运计帐元；营业损失元。总计亦达余万之巨”。“农产品中之烟叶一项，谓豫鲁皖三省，当烟叶收割之期，正战事剧烈之日，其损失当在2千万至3千万元之间。损失之巨亦倍于战费”。其他如航业、矿业、纺织业等，“因船舶之被扣，交通之阻断，直接间接所受之损失，则其为数当必不小”。
五、战争影响
蒋介石彻底打败对其威胁最大的军事力量。其后蒋扣押胡汉民，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西北军队战力强但军备差，在中原大战之后被初步瓦解。东北军军备强但战力差，幸运的是未受战事影响。晋绥军战力与军备实力相差不大，也未受战事影响。新桂系军备差而战力强，但是由于蒋桂战争，实力被大大的削弱。中原大战之后的局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彻底瓦解，分裂成了四大派系。阎锡山领导的晋绥军也受到重创，内部的商震和傅作义等将领也前后联合成一个系别。东北军因为进入关中帮助中央军，所以在战后得到了华北的地盘，紧随其后又收编了大量的西北军和晋绥军派系的残余势力，一举成为全中国第二大的军事派别。新桂系撤退回广西以后，在陈济棠派粤军的帮助下自保。与此同时，派系领袖中的黄绍竑退出了新桂系。
在中原大战之后一些小军阀的势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建国豫军的首领樊钟秀阵亡，他领导的派系也在战后被收编了。石友三领导的西北军由张学良收编。而后因为密谋夺取华北，被蒋介石和张学良左右夹击致使全军覆没。杨虎城领导的陕军因为协助蒋介石而得到了陕西地盘。张发奎领导的粤军因战斗实力大损，不得不依附于新桂系。陈济棠领导的粤军在帮助了蒋介石后并未得任何好处，导致矛盾激化。后来以胡汉民被囚为借口，和新桂系联合反对蒋介石。
中原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国力之疲，已如风前之烛奢”。东北军的入关，造成边防空虚，入关后的张学良和东北军，转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