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民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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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唐疆域之广阔，单靠水路，是不足以解决全国的交通问题的。水源丰富、地势平坦的地方，才有可能造出一条水路来。更多的，当然是陆路。
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大开驿道至教化之所及。其实这并非秦始皇的创造，据《周礼》，最晚在西周，中华大地便是如此。秦始皇不过是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局面复归一统罢了。
历经三千年的建设，到唐朝，中国大地，尤其是内地，已经有了十分成熟、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但是，相对偏远的地方，崇山峻岭之处，陆路还是艰难险阻，商旅却步。所以，李白高呼：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天，这种局面仍未根本改变。
围绕出入蜀道难，古人想尽了办法。在四川，历代官员在不断完善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在努力改善陆路。《大唐新语》：
陆象先，为益州长史，奏嘉邛路远，请凿岷山之南，以从捷近。发卒从役，居人不堪，多道亡愈死，行旅无利。……象先览之兢惕，遽罢役，仍旧路以闻。蜀人赖焉。
这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陆象先曾任宰相，担任益州长史期间，为了改善嘉州（今乐山）至邛州（今邛崃）之间的交通，上报朝廷批准，征发百姓修筑一条便捷的道路。工程十分艰苦，左拾遗张宣明在实地考察之后，甚绝无益，便致书陆象先。陆听从建议，工程下马。
江西与广东之间，水路不通，高山阻隔。原本有一条路，破旧不堪人行。开元四年，唐玄宗安排时任左拾遗内供奉的张九龄，回到家乡广东韶关附近，来主持修筑一条沟通两省的新路。路成之时，张九龄撰文立碑，《开大庾岭路记》：
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而越人绵力薄材，夫负妻戴，劳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见恤者也，不有圣政，其何以臻兹乎？开元四载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遗内共奉张九龄，饮冰矢怀，执艺是度，缘磴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宣，革其坂险之故。岁已农隙，人斯子来，役匪逾时，成者不日……
张九龄说，起初，大庾岭东边那条路很破很狭窄，没法行车，商旅百姓完全靠肩挑背扛。但是，岭南沿海，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兴盛，许多东西非常有利于国家富裕，也能促进江淮地区的商业。如此道路，商旅如此艰苦，朝廷不行善政，不体恤民情，怎么行呢！早在先天二年，皇上就决定修通这条山路。开元四年，皇上派我来主持这个工程。我经过跋山涉水现场踏勘、规划，终于可以施工。利用当地百姓农闲时间，而且没有超过法定的劳役时间，便竣工了。老百姓起初还有疑虑，现在都很高兴。
百姓确实应该高兴。因为大庾岭是珠江水系与赣江水系分水岭。翻过大庾岭，便可通过浈水，乘船南下广州。此路修通后，这里便成为著名的千年商道。
张九龄说得很清楚，兴修这条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商业。结合前面引用的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皇帝、宰相重视商业，州刺史重视商业。这已经就足以证明，所谓的古代中国“重农抑商”之说，纯属胡言乱语。
自古以来，解决交通问题，就是被认为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张九龄在《开大庾岭路记》就明确指出：
先天二载，龙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内及外，穷幽极远，日月普烛，舟车运行，无不求其所宁，易其所弊者也。
普天之下，舟车运行之路，政府有责任保证畅通无阻。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才决定开大庾岭路。
改善交通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商旅，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交流信息。身处信息时代我们，自然懂得这个道理。
为了确保全国信息畅通，唐朝建立了强大的驿站系统，具体负责的是兵部驾部司。
从《唐六典》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唐代的交通有多么发达，管理有多么先进与规范：
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都亭七十五疋……凡水驿亦量事闲要以置船……凡乘驿者，在京於门下给券，在外於留守及诸军、州给券。)
这里所说的，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驿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道。并不包含地方性的道路，如今天所谓的“省道”、“县道”之类。
唐朝无论水路、陆路，按照每三十里设一个驿站，负责接待官方过往的人员，为其补充给养，提供食宿，传递信件等，并负责相关的检查。各陆路驿站，备有马匹；水路驿站，备有船只。
驿站的业务，比如制度建设之类，归口兵部管理。驿站的行政管理权，包括人事任免，则在所在地的州县政府。但是驿站的使用权，即指挥权则在门下省。从京城出发的官方人员，凭门下省授予的证件，军方、地方官员出行持州一级的机构开出介绍信，才可享受各驿站的免费接待。
各个驿站既是补给站，也是政府出差人员的招待所，这里衣食住行一应俱全。《太平广记》：
江西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驿已理，请一阅之。乃往。初一室为酒库，诸醢毕熟。其外画神，问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余也。”又一室曰茶库，诸茗毕贮，复有神，问何也？曰：“陆鸿渐。”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库，诸茹毕备，复有神。问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误矣。”
一驿馆上任，全面整顿内部管理，收拾停当后，请刺史检查指导。在这里，酒肉茶叶储存库，一应俱全。
政府将驿站建的如此完备，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官员出行扰乱地方。在唐朝，无论是谁，即便是宰相出巡，也必须在驿站食宿。《朝野佥载》：
纳言娄师德……使至灵州，果驿上食讫，索马，判官谘驿家浆水，亦索不得，全不祗承……
纳言即侍中，也就是宰相。宰相娄师德外出检查工作期间，在灵州的一个驿站吃饭、休息后，继续前进。期间，驿站工作人员对他手下很不友好，但是，娄师德宽容大度，竟然毫不生气。
遍布全国各地的驿站，更是确保全国道路和信息畅通的基础。《明皇杂录》：
哥舒翰常镇于青海，路既遥远，遣使常乘白骆驼以奏事，日驰五百里。
这段话非常有名，常被人们引用。玄宗时期，率兵在青海与吐蕃作战的著名将领哥舒翰，派信使骑骆驼入朝奏事，日行五百里。哥舒翰信使能如此的保证，就是沿路的驿站及时提供补给。
唐朝以长安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的国道有十余条。全国共设有驿站个，按照30里一个驿站，粗略计算，全国的国道共约5万里，即2.7万公里。当然，具体设置起来，也不可能如此标准。
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中，叙述了驿站的重要性和管理、考核制度：
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奉贡输赋，修职于王都者，入于近关，则皆重足错毂，以听有司之命。征令赐予，布政于下国者，出于甸服，而后案行成列，以就诸侯之馆。故馆驿之制，于千里之内尤重。
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界于栎阳，其驿六，……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华人、夷人往复而授馆者，旁午而至，传吏奉符而阅其数，县吏执牍而书其物。……大历十四年，始命御史为之使，俾考其成，以质于尚书。
柳宗元说，天下道路出长安；外国人到长安朝贡也好，天子向天下发布政令也罢，都得通过道路而成。建立驿站，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意义重大。
在列举了长安附近的若干驿站之后，柳宗元说，无论华人夷人，晚上住进驿站后，驿站的工作人员就要把他们的介绍信收集起来，提供给当地县吏查阅登记。为了确保驿站工作到位，自大历十四年起，朝廷还要求御史台派御史检查、考核各个驿站的工作，并将发现的问题通报尚书省，责令其整改，奖惩相关驿站官员。
严格的驿站管理制度，救过唐朝的命。《新唐书·李元谅传》:
先是，诏发豳、陇兵东讨李希烈。师方出关，泚使刘忠孝召还。至华阴，华阴尉李夷简说驿官捕之，追及关，元谅斩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华州独完。
建中四年（年），泾原兵变，乱兵占领长安，朱泚称帝，立即派信使刘忠孝出关，企图召回自己正在河南作战的旧部。当他的信使留宿华阴，县尉李夷简知道后，立即劝驿官捕杀刘忠孝；大将李元谅也阻止朱泚召回的军队入关。就这样，才顺利平定了朱泚之乱，挽救了唐朝。
需要说明的是，政府举办的驿站，仅服务于政府的“信息化”工作，并不接待民间商旅，因为古代政府是不经商的。自然的，驿站所在之处，商人们建起了旅店客舍餐馆饭店。
比如吧，《唐会要》：
大中三年十一月，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渥、凤翔节度使李玭等奏：当道先准敕，新开文川谷路，从灵泉驿至白云驿共一十所，并每驿侧近置私客馆一所。
两个节度使共同修筑了一条新路，设置了十个驿站，在每个驿站旁边，也建了一个服务于过往商旅的宾馆。这属于“商业文明”范畴，我们放在后面再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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