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良华，陕西镇安人。年1月入伍，曾在基建工程兵第一支队四大队司令部军务股任战士、保密员，一支队政治部干部科任干事。年转业回原籍，先后在县委党校、宣传部、县广电局任职。退休前任陕西广电网络商洛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年1月10日，是我们40年前当兵时离开镇安的日子。40年的时间不算短，大约要占人生的一多半吧。滴水穿石。40年的时光可以磨去很多的东西。但是，即使再有40年时间，也磨不掉我脑子里当兵时的那些事。那段时光和走过的那段路、遇到的那些人、经历过的那些事，虽经40年时光的打磨和尘封，不仅没有被遗忘，而且常常在记忆褶皱的深处活跃和兴奋着。每每见到军旗、听到军歌、遇到军人和逢遇兵节的时候，这兴奋着的火花便会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
当兵
年冬季，我在农村的“返乡知青”生活已经一年了。尽管这一年里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并且“四人帮”也被打倒了，但仍在“广阔天地”里每天都在重复着的那种繁重、单调、艰苦、劳累、贫穷的“再教育”生活的“知青”们，前途似乎依然像山岭间曲折蜿蜒的小路一样永远没有尽头。
绝大部分人急迫地想离开农村。真正要在农村“扎根”的是极个别的。离开农村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招工招干，二是推荐上大学，三是当兵。由于我家早在年就已经从城镇“下放农村”，我高中毕业后就自然成了“返乡知青”。上面说的三条政策中，我只和第三条沾点边儿：“返乡知青”当兵，没有需要在农村接受多长时间“再教育”的限制。只要身体没问题、政审能过关基本就能当兵。
年的兵征很古怪：打破了冬季征兵的惯例，在3月份开始征兵。我打听到来我们县接兵的是兰州军区21军的。这让我着实是兴奋了好几天，并在第一时间到公社武装部报了名。此后便眼巴巴地盼着体检、领《入伍通知书》、换装、入伍。好不容易挨到上站体检，我早早便和几个高中同学一道到区公所参加体检。
当兵“体检”比坐飞机过“安检”要严格得多：地面上铺张芦席、让人脱得一丝不挂地站在中间，任由医生翻来覆去地掰掐。我一向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认为一头、二目、三围、四肢、五脏、六腑、七经、八络……都应该没有问题。但那内科医生偏偏说我心脏有杂音。听出这“杂音”的医生耳朵有没有毛病我说不清，但这兵最后是没当成。兵没当上，只得带着一肚子的遗憾，灰溜溜地回村里继续从事修理地球的工作——当时说得很好听，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在边远、偏僻、落后、封闭、贫穷的农村，究竟是谁应该受教育，真把人的脑壳搞糊涂了。
年12月份各地又开始征兵。从有线广播里听到征兵的消息，我那已经熄灭了并成为灰烬的当兵的梦，再一次死灰复燃。我已经懒得打听接兵部队是什么军兵种，接到哪里去当兵了。觉得只要是兵就行，我是铁了心要走。有了第一次体检的经验，我提前绕了好几道弯子做通了内科主检医生的“工作”。这次的内科医生还是前次主持体检的那位医生，但这次他的耳朵没有问题，我的心脏也没有“杂音”。
其实“杂音”肯定还是有的。只不过这次体检的医生心里也有点杂音。当然，更重要的是，来我所在公社接兵的郑排长目测时就看上了我，一心想带我走。所以他在体检的每一个“关口”都跟我一道往下走。在内科检查时主检医生使出了一个既不影响我当兵，又能减轻自己责任的招数：在体检报告上写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意思是我的心脏有点问题，但介乎合格与不合格之间。他把皮球踢给了郑排长，问郑排长要不要。郑排长没有丝毫犹豫就说要。其实后来我想明白了，咱部队招兵，也就是打着招收特种技术兵的旗子招工吧。既不是空军招飞，又不是海军招潜，似乎没有什么必要把身体条件卡得那么严嘛。但在当时，就郑排长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最终圆了我的当兵梦。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老排长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年月，当兵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即便是“走后门”当的兵，也照样是光荣的。之所以是“非常”光荣，就是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光荣。有一句口号说“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其实何止是全家呢。披红戴花、全村人敲锣打鼓欢送你那种光鲜和面子，是一种很高级的精神享受，是同龄人中当不成兵和当不上兵的人羡慕不已的一种荣誉和待遇。后来到部队发现老兵们忌讳人说“光荣”。才知道“光荣”还有另一层含义。但我们来到的是施工部队，即便是想“光荣”，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出山
从收到《入伍通知书》到换装出发，中间有好长一段时间。这期间接兵干部要逐人逐家走访调查，我也得利用这个间隙给远亲近邻道个别。尽管当时父亲已经“解放”恢复了工作，全家也重新转成了“商品粮”（城镇户口），但是家庭还是有困难的：仍住在农村的70多岁的奶奶患半身不遂卧床不起，需要母亲一人照顾。奶奶听说我要当兵走，哭了好些天，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她非常明白这一别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奶奶在我走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疼我宠我的奶奶。
送新兵是一项常态化的政治任务。哪个地方有人当兵，当地就要组织欢送。所以那年我们生产大队就组织了一帮小学生，给我和另外一个当兵的战友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把我们送到公社。然后全县58个公社的名新兵，元月八日又由区送到县城集中。到县城的当晚住在当时条件最好的政府招待所。在我们这些人中，有些人可能还是生平第一次到县城和住招待所，新鲜、好奇之情溢于言表。第二天上午我们被集中在县政府门前的广场点名发放被服：每人发到一套“71式”没有领章帽徽的棉军装。部队的后勤军需部门想的很周到，装备给每个人的除了外衣，连衬衣衬裤、裤头袜子、大头鞋、绿挎包、被子包袱一应俱全。刷牙的缸、吃饭的“钵”（实际是介于碗和盆之间的器皿）一件都不少。很多领到服装的人忙不迭地换上新军装就直接跑到县城唯一的一家国营照相馆照相。原本就不大的城，满街道跑的都是傻乎乎的“兵”，招来了街上许多惊奇、嫉妒、羡慕、嘲笑的目光。
领到新军装的兴奋劲儿一下午都没消退，很多人晚上还兴奋得睡不着。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而第二天就要离开家乡的人来说，睡不着很正常。招待所大通铺上，吵吵嚷嚷的、嘻嘻哈哈的、默不作声的、偷偷抹泪的种种状态都有。特别是那些见面熟的城镇兵，彼此还都并不太熟悉，就开始瞎吹神侃。一拨吵闹到半夜的刚睡着，先前睡着的又开始打鼾磨牙放臭屁。军旅生涯，似乎就是从这时、以这种方式开始的。
从镇安到西安有公里山路，其中要翻越小庙岭、黄花岭和秦岭等3条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岭，汽车要走7、8个小时。为了赶上西安站的軍列，凌晨4点，接兵干部开始吹哨子催促我们起床登车。我们基本都是迷迷糊糊爬了起来，稀里糊涂地上了那种敞篷的大卡车。每辆卡车大约坐30个人。大家按照临时编成的班排、4人一排规规矩矩的坐在自己的背包上，顶着凌冽的寒风，随着车的颠簸摇晃，任由卡车掀起砂石路上的滚滚灰尘，覆盖、包裹起这些内心翻腾、表情木然的年轻人。
车队在盘山公路上缓慢地爬行。一个小时后就把镇安甩在了身后。天已放亮。望着身后黑黝黝的沟壑山岭，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这大山沟尽管贫穷、落后，但却是生我养我的家乡。对于家乡，人人都有割舍不断的依恋和热爱，这似乎与她富有或贫穷没有关系。
开始有人晕车。晕车在迅速传染。有人开始趴在车厢边呕吐。来不及吐到车厢外的，就把呕吐物喷射到附近的人身上。有人抱怨、叫嚷、骂娘、骚动。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家此时还都是刚穿上军装的老百姓，离“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战士和敢于用自己的身体给别人挡子弹的“战友”，还有相当的距离呢。
一条逼仄的砂石公路铺满着冰雪。驾驶大卡车的司机像玩杂技一样舞动着手里的方向盘，驾着车紧贴着悬崖峭壁边沿往前蹭。汽车像老牛一样慢腾腾地从山沟盘旋到山顶，又像老鹰一样轻飘飘从山顶俯冲到山沟。开始时没用人敢睡觉，大家都把心提在手上，生怕司机一个不小心就带着全车人飞向了生命的彼岸。慢慢的，发动机单调的吼叫、喘息声和车身不停的晃动，催眠着很多人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清楚的记得，我当时就做过一个梦。我梦见了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和一筐雪白的大馒头，大家放开肚皮可劲儿造也造不完。不是我没出息。我算是在农村饿怕了。
突然，车厢里的吵闹搅扰了我的美梦。有人兴奋地高喊：“快看呐，山不见了！地上冒出一片大雁塔！”这喊声把我吓了一跳：我长到18岁，虽然也是第一次出山，但我知道咱中国只有一个大雁塔！我揉了揉眼睛，看清楚了关中平原已经笼罩在一片暮色中，远处星星点点的亮起了一些灯光。极远处有一片高高的喷吐浓烟的大烟囱。
这就是有人喊出的“大雁塔”。
第一次走出大山。这山外的世界真大！
军列
卡车像在山路上受够的委屈，出了山跑得飞快。很多像我一样没有出过山的人都想看看西安市是个什么模样，但道路两旁飞速向后倒退的杨树，挡住了满车渴望浏览的目光。就连晕车吐光了胆汁的人都扒在车帮子边上瞪大了眼睛看，可除了冒烟的“大雁塔”，基本什么也看不见。大家都很遗憾但也很兴奋。卡车直接把我们拉到西安东站的兵站。其实这兵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军事设施，大概只是沿铁道边盖了一排较大的房子充作餐厅、仓库而已。
下了汽车之后，接兵的干部招呼大家直接到餐厅吃饭。一天车坐下来，晕头晕脑的也没有什么胃口，从大框子里拿了个馒头胡乱咬了几口，就听见有人在列车边吹号。吹的什么号根本听不懂，只是觉得好奇、好玩，跟着人群就上了军列。
我们绝大部分人并没有见过真的火车，对火车很好奇，对军列更有一种神秘感。待上了火车，才知道所谓的“军列”，其实就是闷罐车（当然，除了拉兵员的这种“闷罐”之外，也有拉装备的裸车和征用的客车）——一种类似集装箱的、两边各有两扇高高在上的小窗户、两侧都有能滑动的大铁门的铁箱子。运送兵员时，它就叫“军列”。平时却是用来运输牛羊骡马等鲜活产品或金银钱币等贵重物品的。那年月，部队移防、新兵入伍基本都是坐的这种闷罐车。老兵说坐“闷罐”能睡觉，很舒服。
我们坐的那节“闷罐”，大约“灌装”了50多人，倒不拥挤。“闷罐”不像客车，车厢里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座位，没有厕所，没有广播，基本上是人正常生活必须的设施“闷罐”里都没有。为了取暖和照明，在车厢中间放了一个生火的煤炉子，挂了一盏“马灯”。好在地板上铺着稻草和芦席，老兵教新兵们打开各自的背包，铺在芦席上就可以睡觉。
军列与客车最大的不同是没有运行时刻表，它什么时间走、在哪里停，恐怕除军代表之外谁也说不清。“闷罐”上没有餐车，新兵们吃饭要等军列到某个兵站才有饭吃。其实没有饭吃倒不十分要紧，饿的难受了可以啃饼子、喝水壶里的水。但没有厕所就比较麻烦，想要“方便”是不太“方便”的。但活人不会被尿憋死。男兵小解倒很方便，老兵将那能滑动的大铁门拉开一条缝，让你在风驰电掣般行驶的车上向外“扫射”。大便比较困难，你得憋着到兵站解决。如果有人实在“憋”不住了，老兵会用一根背包带栓住你的腰，里面着人拉着，让你壮着胆子把屁股撅在车厢外面解决问题。我记得车过天津时是早晨七点左右，我们那节车厢里一个伙计闹肚子实在憋不住了，干部就用背包带拴住他在车门外解决。正当他洋洋洒洒的时候，列车驰过了好几座铁（公）路立交桥。在那桥下都涌动着上班的自行车洪流中，真不知有谁遭遇了UFO。如果这列车是“混装”的，某几节“闷罐”里搭载着女兵，情况就会更麻烦一些。女兵们肯定不能和男兵一样在“闷罐”的门缝里“方便”，所以憋的时间长了到兵站的第一件事不是像男兵一样去抢饭吃，而是先去抢厕所。兵站的厕所是需要抢的，因为这种厕所不分男女，谁先抢到谁先上。经常是男兵的动作不如女兵快，女兵们在厕所的门上一加岗，男兵们只有在铁道两旁的空地上各自为战了。
兵站的饭基本都是米饭、馒头和水煮白菜萝卜什么的。虽然不限量但动作要快些。下手慢了要么没有了，要么时间到了要上车。几天几夜的长途颠簸，使我们这些原本就不习惯吃米饭的“老陕”，再见到米饭已经没有了胃口。记得列车到山海关兵站时，大约是晚上六点多钟。我看见餐厅供应的米饭和水煮白菜，心里抱怨兵站怎么也不做点面条什么的。当我拿着自己的“钵”转到餐厅最前面时，见到几个穿蓝军装、四个兜的军人正围着一小盆面条准备开吃。哈哈，原来这面条放在前面。我想，既然“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也就没有客气的必要，迅速靠上前?了一钵转身就走。那几个“蓝军装”被我这个既没戴红星、也没挂红旗的“准兵”搞懵了，怔怔地用惊诧的目光看着我。待他们反应过来准备迅速瓜分面条时已经来不及了：一群没戴红星，也没挂红旗的“兵”拥过来，一下就把放面条的桌子挤翻了。
坐“闷罐”没有正点和晚点的概念。你不知道它什么时间走和走哪里，什么时间停和在哪里停。有时它走上三、五天，有时要走十天半月。年1月14日下午，听说我们快到目的地——辽宁鞍山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轮番扒在车门口看景致。突然，列车一个急刹车，巨大的惯性把拉到后面的车门甩向了前边。一个手正扒在车门上的伙计，被猛滑过来的车门轧碎了指头。还没有戴上帽徽领章就负伤了，真倒霉！
新兵
下了军列又上汽车，暮色中我们被拉到鞍山市郊一个叫“七岭子牧场”的地方。这里便是基建工程兵一支队四大队新兵九连的驻地。严格说，我们几年的军旅生活，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新兵九连驻地，处在一片很大的苹果园中间。我们住的营房是坐北朝南的小平房，有些班排住在临时搭建的棉帐篷里。我所在的九连九班，住了一个小“套间”——外面是一个用于洗漱、挡风的过道，里间放置了一排可住十个人的架子床。我们到来之前，老兵早早就把煤炉子烧了起来，很暖和的。
在部队，老兵总把新兵叫“新兵蛋子”。这“新兵”后面加个“蛋子”，可能和“生瓜蛋子”一样，既有瞧不起的轻蔑，也有任嘛不懂的嘲讽。
新兵背地里称老兵为“老兵油子”。新兵自己说“当兵三天就是老兵”。其实，要混成老兵，得等到来年的新兵来部队。
老兵说，新兵都傻乎乎的。我们到部队的次日一早，就有人冒了一股傻气：一个伙计看见操场上的单杠，一个跳跃就抓了上去，随即又杀猪般的叫了起来。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奇地围上去看热闹：原来那伙计的双手被结实地冻在铁杠上取不掉了。这时有人忙着从下面托举着那人，有人跑去叫班长。还是班长有办法：拿了一壶凉水往冻在铁杠上的手上浇。好一会儿那手才“解冻”，不过手掌上的几块皮被铁杠留了下来。通过这，大家知道了东北的冬天，室外的铁器不敢拿手直接抓。
辽南的冬季尽管比黑龙江的气温要高一些，但也冷的够呛。虽然没有传说的“尿尿时尿液在空中就冻住了”那么邪乎，但新兵连室外厕所里的屎尿很快就冻成了“冰山”。一些新兵利用操课间隙的休息时间去掏厕所，直接站在粪池里用大镐猛刨“屎山”。那“屎山”是很硬的，一镐下去只能刨出个白印，那“冰屑”溅得满身满脸。好不容易刨下几十公斤重的一块，直接放在肩上扛着就走了。连队干部在晚点名时表扬了这些战士，说他们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于是，连队厕所里的“冰山”就再也没有了，不知让谁在什么时间偷偷地就搬走了。
新兵只有经过训练才能成为兵。用老兵的话说，并不是穿上军装就是兵。新兵训练就是人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过程。
新兵傻在什么都不会：不会走路，不会吃饭，不会睡觉，不会整理内务，不会洗衣缝被。
过去征兵对文化程度要求较低，所以文盲或小学文化程度当兵的也有不少。一些没有上过学的人到部队，队列训练时自然不会走路。紧张加上不习惯，有些兵听到齐步走的口令后，就不知道是应该先迈左腿还是应该先迈右腿。最要命的是走正步，很多人听到“正步——走！”的口令后，经常是左腿左臂同时向前又右腿右臂同时向前。班长说这是“顺拐”。“顺拐”拐顺了之后经常会“顺拐”。农村兵“顺拐”不奇怪，但城镇入伍的兵也会发生“顺拐”。“顺拐”时的样子很滑稽。
新兵不会吃饭，是新兵分不懂技巧而速度又太慢。比如如果你想吃上两碗面条，那么第一碗面条你就不要盛得太多，三下五除二将这些消灭之后你赶快再去盛一满碗，然后消停享用。如果你第一碗盛得多了，待你想去舀第二碗时，饭盆里最多还有些面汤。同时，如果你细嚼慢咽而不会狼吞虎咽，那集合的哨声一响，你这一顿饭就算结束了，你得饿着肚子在训练场摸爬滚打，慢慢熬到下次开饭。
新兵不会睡觉。新兵睡觉时要么脱得精光，要么不敢脱衣服。新兵不知道把衣服、背包带、挎包等等东西放在什么位置，一遇到夜间紧急集合就抓瞎——找不着裤子、穿反了衣服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记得我在新兵连训练时就有一回糗事——那晚紧急集合时，我穿上衣服捆起背包就第一个跑了出去，心里还暗暗高兴集合得了全班第一。连队跑5公里中途休息时，我感觉大腿前面很热，屁股后面很凉。一摸才知道，原来匆忙中那腿竟然从罩裤和棉裤之间伸了进去。
新兵洗衣服不是事，至多是洗不太干净。但洗被子缝被子时没有老兵指导，那是不容易缝起来的。在家盖的被子，都有被里和被面。军被没有里面之分，就是一个装着棉絮的“大口袋”。拆洗被子时扒掉棉絮很简单，但缝被子时要把棉絮平整地装进口袋则很不易。老兵告诉你先要把口袋翻过来铺平，再把棉絮平铺在口袋上。从袋底向袋口方向卷起，最后一扒拉，棉絮就平整地装进口袋里了。
新兵就是从这些细小的事情学起的。把被子叠好了，把步子迈对了，就快告别“新兵蛋子”了。
班长
军中的“班长”是居于“兵头将尾”的一个重要角色。据说美军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当过班长的人不能提拔为将军。
我没有当过班长。我当兵期间只有一个人给我当过班长。
我的班长叫侯咏才，七三年兵，黑龙江伊春人。
侯班长是细腰乍背的瘦高个，属于干练、干脆、英俊的那种人。班长的一双眼睛很有神，经常放射着明亮、刚毅、果敢的光芒。我们虽然不是作战部队，但班长的军事动作标准、规范，绝不拖泥带水。班长在老连队是钳工，我后来知道他的技术很不错，在团、营组织的技术比武中得过好名次。
我们九班10个人分住在上下铺。班长住下铺最外边靠门的铺位，这个铺位是屋里最冷、最不安全的位置（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这个位置肯定首当其冲）。我紧挨着班长。有班长在身边我感觉很温暖、很安全。新兵生活是从跟着班长学叠被子开始的。班长的被子叠的很好，他能变魔术般的三整两整，就把一床被子叠成了四方四正有16条线的“豆腐块”。可被子到了我们手里，一点都不听话：浇水刮、拿板压、用手抹，就是整不成顶呱呱。
新兵训练的队列训练很辛苦，也很单调和乏味。班长在训练场上要求很严厉，动作做不到位他会呵斥和吼叫。一个立正、看齐、迈步、踢腿、摆臂这样的简单动作他反复示范，直到全班最笨的那个人把动作做标准为止。出了训练场班长就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哥哥，晚上给你盖被子，帮你缝衣服，和你开玩笑，跟你唠家常……让你能从他身上体会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和阶级弟兄的友情。
新兵最害怕夜间紧急集合：不知时间、不准出声、不许开灯，还要在限定时间内摸着黑穿衣服、打背包、携带武器装具列队。连里的紧急集合哨子吹响之后，班长会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摸出哨子“嘀嘀嘀嘀”没命地吹，吹得人心里发慌、手忙脚乱。穿反了衣服、扣错了纽扣，一多半都是班长的哨子催的。
新兵训练期间夜间紧急集合很频繁，有时一周几次甚至一夜几次，让人每晚都提心吊胆的。有些动作慢些的“笨兵”因此晚上不敢脱衣睡觉：偷偷打好背包坐等集合。有过几次紧急集合的经历之后，我就摸到了规律：一般连队每周有三、四次紧急集合。连里的紧急集合班长可以不打背包，所以班长只需要穿好衣服就行，他有充分的闲暇时间来吹哨子。但每两周新兵营有一次“会操”。每次会操时要搞紧急集合，班长也要打背包。我真让班长的哨子吹怕了，我就准备给班长出点“节目”。某周五，我估摸着第二天早上要全营会操和紧急集合，晚上睡觉前我把班长放在枕头旁的背包带移动了位置。第二天早上果然是紧急集合，班长一边穿衣服一边吹哨子，但就是找不着背包带捆背包。情急之下他就违规打开电筒照明，我就借着电筒光打背包。等我打好背包后我告诉班长：“你睡觉胡踢通，把背包带踢到我这边来了。”班长也觉得奇怪：这放在枕边的背包带，怎么就能踢跑呢？
四个月的新兵训练很快就结束了。分兵时我被分到团机关。离开新兵连的前一夜全班喝了酒，班长和我们都喝得有些高，大家都显得难分难舍。
班长所在连队的驻地，离团机关很远，分别之后他很少到机关来。几年中我总共只见过他两、三次吧，其中一次是我专门到大石桥去看他。他超期服役之后没能提干而转了志愿兵。部队集体转业时他没有回原籍而留在了鞍山。
班长是个好人。我时常会想起班长。我一直没有联系上他。去年原部队的一些战友建立了一个中科医院承办青少年白癜风防治援助项目白癜风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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