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稷山县各村都有一块村名碑，该碑背后一般都介绍了其村名之来历，仁义村村名碑背后这样写到“仁义村原名樊贾村，因樊贾二姓先居而得名······”
现如今，这种说法在该村妇孺皆知，都以为仁义村原名就是樊贾村，具有真实的史实依据。据我了解，这种说法系某年县志办有人来到该村叫了几个该村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询问仁义村的来历。大家苦思冥想，只三个字“不知道”。来人不依不饶，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非要叫他们说出个子丑寅卯。于是，年龄较小的大队原会计就随口编了这么个故事，杜撰了“樊贾村”这个村名来应付县志办人员。当时没人能找到有关仁义村村名的可信资料，这个说法乍听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仁义村历史上“樊”“贾”两姓确实居多，这里的村民确实仁义、善良、不排外、不欺客。但村名毕竟是历史，应该是严肃的，需要我们找到更可靠的佐证来证明。年，正当仁义村老年协会要维修本村那座风雨飘摇的关帝庙而不知它始建于什么年代，有没有文物价值时，村民柴稳柱从其门楼下面挖出一块古碑，以为是“不祥之物”，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解开这一村名难题的可靠证据。这块碑是明嘉靖37年（公元年）为遭受地震破坏而修庙的古碑。碑文开头几句话是“稷之北有人义里，里之中有武安王庙，前代创建不知其几······”。这“稷之北有人义里”就否定了“樊贾村”之说，证明在明代嘉靖年间，这个村叫“人义里”，而且第一个字是“人”不是“仁”；“武安王”是关羽未封帝未封圣之前的称号；“前代创建不知其几”，证明这座庙已经相当古老，至少创建于元代，至少已有年历史。紧接着，我又从本村原村委主任贾石功那里听到这样一件事：年河北省广宗县红庙村有贾根善、贾玉善二兄弟两次来稷山寻根访族，言其第一代先祖贾试能是明永乐2年（公元年）从稷山县人里村迁移到彼地，至今（年）已繁衍到19代。他们来到县城，人们说稷山县没有“人里村”，汾北有个仁义村，汾南有个仁义庄。于是，他们找到仁义村。这个村姓贾的人很多，但过去只有祠堂，没有家谱。可能贾氏兄弟是想把其家谱再往上延续，这个目的终没有达成，但总算寻到了根，访到了祖，他们的“根”就在这里。“仁里村”，贾石功是听其口语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的。第一个字写成了“仁”，这显然是受到现代该村村名的影响，“人里村”其实本名“人里”，“村”是多余。在古代“里”“庄”属后缀字，都指自然村，一般大些的村子叫“里”，小些的叫“庄”，我们现代人都叫“村”，正如人们常把“韩家庄”叫“韩家庄村”。现在需要论证在明代永乐、嘉靖年间，这个“里”的首字是“人”还是“仁”？那块古碑分明写着“人义里”，这是否属于笔误？因为该碑文是“古绛后学罗廷琰书撰”的。这位罗先生对关羽十分崇敬，他“素以忠义自许”，文中每遇“关羽”都称其为“神”，全文没有一个“关”字。大家知道关羽的精神就是“忠义仁勇”，这位关羽的“铁杆粉丝”怎么能把“仁义”误写成“人义”？这个字写错了，岂非是对神的大不敬？你把人家的“里”名写错了，该“里”的群众能同意？既然明代中期嘉靖年间，第一个字是“人”，那么明代初期永乐年间就不可能是“仁”。
我们在修庙期间，有群众又找到一块没有具体年代的刻有“仁义镇”的扇形石匾。这块石匾中“人”，已经成了“仁”，“里”升格为“镇”。把“人义”更名“仁义”这很自然，因为我国历代统治阶级多提倡儒家学说，而儒学的核心就是“仁”，“仁者爱人”。“人义”意思比较俗浅，是说该村人比较讲义气，而“仁义”就比较正统，比较深刻，比较文雅。那该村又从何时称为“镇”呢？庙修成以后，村民们又找到一块明天启元年（公元年）重修乐楼（戏台）等的古碑，这块碑没有碑文，只有“本镇施钱人”名单，由此证明，这个村最晚在明天启年间就称为“镇”了。现在五六十岁的人都能记得，文革中期该村北城门上方有一块矩形石匾，刻写着“仁义巨镇”四个大字。后来破四旧，拆毁城门和城墙，这块石匾从此不知下落。“巨镇”只是一种称号，不是村名。我推断，该村在清代的“康乾盛世”，达到鼎盛时期，人口剧增，以致明代修筑的四方城墙之内已容纳不下，城外留下大量旧房屋遗址，估计当时的人口在三千以上。本村最后留下的关帝庙就是清乾隆28年（公元年）重建的。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绝不是一般小村子能达到的。后来，“巨镇”突然降格为“村”，我过去在一篇文章《稷山仁义村其关帝庙考》（原载运城日报）中说是由于光绪三年（公元年）遭受旱灾，人口锐减所致。现在我觉得这只是原因之一，更大的原因还是谜。光绪三年的灾害在晋南非常普遍，仁义村附近的高渠、西社两个村子，跟仁义村人口相差不大，过去也都有一道土城墙，为什么那两个村就没听过有称为“巨镇”的鼎盛时期呢？村外是否也留下一大堆的旧房遗址？有些村庄既有书面语名称也有口语名称，正如人有大名小名一样。口语名称（俗称）往往具有“原生态”的特征，相对比较古老。如仁义村附近有个桐上村，这是书面语名称，其口语名称叫“窑沟”，这个名称很可能就是古代人们穴居、半穴居时住窑洞时产生的名称。仁义村的口语名称叫“人村”，这跟马村、管村、蔡村有本质的区别——本村历史上从未听说过有“任”姓，更别说“人”姓了。本村最早的名称只有一个字——人，也就是说早在四五千年前，当我们的祖先由渔猎转为农耕的时代，在这吕梁山南、汾水之北的古老土地上就产生了一个人类村落——人。我估计在全国约有半数的村庄都是以姓氏立村的，如马村、薛家庄村。这样的村庄最初都是由一户或几户同姓人家建村，以后逐渐加入其他杂姓。这种村子一般保留了古代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胎记，人与人之间主要是“血缘”关系维系的；这种村子往往家族势力比较严重，具有一姓独大，大姓欺压小姓的特点，若同时出现几个大姓，往往家族之间矛盾很深。我们仁义村是以“人”立村，虽然也有家族关系、血缘关系、阶级矛盾等，但最初立村的思想就是“以人为本”，家族关系等相对比较薄弱了，人际关系已经超越了血缘关系而达到更高的境界。本村虽然有“樊”“贾”两大姓，这两姓人家历史上从来没听说闹过什么矛盾，能够和睦相处数千年。这两家也许古时候有族谱，但至少到解放前仅存祠堂，没有族谱，也没听说谁是族长，有什么严酷族规，历来就是多姓共居，不存在大姓欺小姓的情况。从以上我的推理论证，“仁义村”这个村名演变过程是：它最初就是个“人”，后又加了“义”，再后来才变成“仁义”，由简而繁，从俗到雅。反过来，正是这“仁义”二字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仁义人，“仁义”二字逐渐成为了该村“村魂”，就像一块磁铁，具有强烈的凝聚力、感召力、吸引力，正是这“仁义”二字，使该村逐渐形成了仁义、和谐、淳朴、团结的优良村风。在全国村名叫“仁义”的不止该村一家，但其村名形成过程跟我们完全相同的，我想绝无第二家，这就是仁义村的特色。我们应该把这个历史事实永远传承下去，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家乡“仁义村”。明代嘉靖这块碑，价值连城，实在难得，它对考证我们的村名、村史有极其宝贵的价值。嘉靖三十四年（公元年1月23日）陕西省南部秦岭以北的渭河流域发生一次特大地震，这是至今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其震中区为西安市以东的渭南、化县、华阴、潼关、朝邑至山西省永济县等，约2平方公里，震级8级，裂度11度，死亡人口为83万，个县遭受了地震的破坏，分布于陕、甘、宁、晋、豫5省约28万平方公里，地震有感范围5个省个县，我们河东地区可以说是重灾区。当时的“人义里”肯定有倒塌的房屋和压死的人。这么一场大地震之后三年，村民们就捐款修庙，而且不是小修是大修，足见其“里富、民殷、人心齐”。我从碑的背面“本里施钱人名”上看，除几个姓氏无法辨认，能确定的就有29个姓，而且这绝非全里所有姓氏，那时毕竟是封建剥削社会，还有多少人家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哪有余钱可施？一个中等村落竟有几十个姓氏，这种情况恐怕全国也属少见。这次修庙的“领导班子”包括维头人、维纳头、致仕官、助功人也很有特色，共有25个人，除1人姓氏模糊，共有7个姓，按人数排序为樊9、贾5、柴5、张2、杜1、王1、薛1。其中樊花、樊果显然是两位女士；“纳头人”三个，分别是樊河、薛文、柴岳□，三人三个姓，既有大姓樊，也有小姓薛。这相等于在修庙之前召开了一次“全里人们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正副“主席”和“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还照顾到“少数家族”和妇女的权益。我看到过许多碑文，这种情况也实属罕见。综上所述，我以为仁义村，原名就叫“人里”，在仁义村历史是根本没有过“樊贾村”一说。
本稿由樊喜庆撰写，赵占荣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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