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生（-），曾用名谢乃常，湖南省郴县人。年2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同年11月毕业并加入国民党。参加了北伐，年任黄埔同学会干事，国民党第三师（师长钱大钧）黄埔同学会特派员。年由友人李奇中等人介绍在南京加入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改组派)及黄埔同学会，从事反对蒋介石的活动。同年在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任铁道部路警管理局科长，后调任北平平绥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年经宋希濂介绍在福建省保安处十三团任指导员，年任江苏沛县保安队中队长。
年由中共党员徐彬如介绍与李木庵等一同到陕西，在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任副营长。西安事变前夕代理宪兵营营长，曾负责保卫中共派往西安谈判代表张文斌的安全。年冬调任绥靖公署特务团副团长。
抗战爆发后任改编后的孙蔚如部三十八军一七七师五二九旅一〇五七团副团长，奉命率部开往山西参加对日作战。年任第五二九旅参谋长。年应友人李奇中之邀同赴四川云阳任第三十五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团长。年3月任远征军第五军杜聿明部下的运输十三团上校团长，后任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司令部直辖补充兵团团长，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年任远征军步兵第一团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调任第十六军官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年调国防部少将部员，派往湖南军管区司令部服务。年经方鼎英介绍谢在长沙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年3月，谢与宋仁楚同去湖北宜昌策动宋希濂起义时，被宋任命为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部高参，兼任"鄂西兵要地理视察组长"。
年11月，谢晋生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高级参谋，不久进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年8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谢晋生谢谢晋生在晚年回忆了他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个人经历和点滴见闻：
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我都正在西安。事变前夕，我担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中校副营长，尤其是在事变前几个月，我是代理营长。由于担任过西安的城防工作，与当时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参谋兼警卫营营长孙铭九过从颇密，与蒋介石的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震亚，陕西省保安处处长张坤生等人，工作上联系也不少，因而了解他们一些情况。由于宪兵营长期掩护了共产党西安的“西北特支”，我与这些老同志日夕相处，对当时国共双方的斗争，群众的运动，他们的地下活动，也略知一些；另外，由于宪兵营是归杨虎城将军直接指挥的，他常秘密地给予了一些特殊任务，如保护中共代表，看管蒋介石，担任重要军事任务等，因而对他本人的活动，也知道不少。
事变时，我调任绥署特务团副团长(团长阎揆要)，最先奉命率领本团挺进渭南，防止中央军进犯，掩护大军集中，故对当时的军事斗争情况，也了解一些。
我是怎样同“西北特支”搭上关系的
我是年10月前去西安绥署杨虎城的宪兵营工作的。当我到达西安车站时，李木庵和徐彬如亲自驱车到车站接我。他们事先还为我在梆子市街准备了一间房屋，让我同徐彬如住在一起(我住前房，他们夫妇住在后房)，使我感到异常温暖，大有宾至如归之感。
李木庵与徐彬如，后来都是“西北特支”委员。解放后，李任中央司法部副部长(病故)，徐彬如任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他们为什么同我认识，又敢于介绍我到宪兵营工作并要我掩护他们的工作呢?这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
(一)我开始对蒋介石不满
我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蒋介石是把黄埔军校学生作为他的嫡系来培养的。我年被派到南京黄埔同学会当干事。黄埔同学会是由蒋介石亲自任会长，也由他亲自负责。他不管军政事务如何繁忙，每周总是驱车来同学会二次或三次，亲自处理会务。尤其是自从他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加重视利用同学会来组织他的黄埔嫡系，控制军队，以遂其独裁野心。
不久，我由他指派到三十二军担任黄埔同学会特派员。当时，钱大钧任三十二军军长兼上海警备司令，随后整编为陆军第三师，仍由钱任师长，由上海移驻苏州，担任京沪铁路沿线防务。该军被蒋介石之重视，由此可知。我这个特派员的工作，表面上是在校长直接领导下联络同学感情，为国民革命发扬黄埔校训“亲爱精诚”的精神，实际上，却是蒋介石利用它去监视同学及军队将领。我的任务是按规定定期向同学总会汇报同学和非同学的思想情况，也包括师长钱大钧、副师长陈继承等的思想言行，考察他们是否忠于蒋介石。这是蒋介石在军队中实行法西斯统治最得力的也是最初形成的一种形式。
我是个具有军人性格的人，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鬼鬼祟祟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政客作风，对这样的工作早觉得与自己性格不合，久存去意，总感到不如带兵打仗来得痛快。恰在这时，第三师师长钱大钧被蒋介石撤职，遗缺暂以副师长陈继承代理，钱与陈过去都是黄埔军校长官，钱去陈继，黄埔同学都没有意见。
不久，蒋介石将第八师师长毛炳文调任第三师师长，毛炳文与黄埔同学毫无渊源关系，同学们的意见很大。当时带头反对的是军队中地位较高的同学，一个是旅长李玉堂，一个是团长蒋超雄。他们和全体同学都表示拥护陈继承为师长，拒绝毛炳文到职。因为我是同学会特派员，便推我当代表，从苏州到南京去向蒋介石汇报，请求收回成命。
我到南京黄埔同学会，见到了蒋介石。将大家意见向蒋报告，他没等我讲完，就将桌子一拍，声色俱厉地斥责说：“你们对本校长的命令也不服从了!这个，这个，这个还要得吗!”我当时感到非常难堪，也觉得委屈，于是鼓起勇气顶了他一句：“报告校长，这是李玉堂、蒋超雄和三师全体同学的意见，我不敢不据实向校长报告。”蒋介石这时才火气小了一点，沉吟一会，对我说：“既是这样子，你就快点回去，好好对尧阶(李玉堂别号)他们说，对我的命令一定要服从。我调毛师长到第三师自有我的道理。”蒋介石的道理，后来事实证明：蒋介石把毛炳文调开第八师，派了他的参谋长朱绍良去接充，将该师中下级军官几乎全体换了黄埔学生；而毛炳文到第三师任师长却只能带来一个少校副官宋仁楚，而且还是黄埔五期学生，不到一年，毛炳文又被调走，由陈继承继任师长了。
我被蒋介石训了一顿，怏怏不乐地回到苏州，在特派员办公室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李玉堂、蒋超雄、成刚、黄焕荣等都出席了，我如实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大家，有的说：“他有什么鬼道理?”黄焕荣因当了多年的通讯营长没有升官极为不满，骂蒋是“新军阀”，弄得大家不欢而散。我是身受辱骂的，更决心不干这个差使了。
(二)苏州巧遇中共党员李木庵
正在我苦闷已极的时候，这年秋天的一天，我正在苏州自己住宅驸马府堂大门口徜徉，看见一辆黄包车拉着一个穿长袍的人经过，这人手提皮包和行李，雍容尔雅。我仔细端详，认出来原是一个远亲，即我祖母的堂弟，排行第七，我常呼他；“七外公”。他是我家乡——湖南桂阳(住在郴县地界)的著名共产党员李木庵。我叫了一声“七外公”，便前去将黄包车挡住。他吓了一跳，见到是我，忙下车寒暄几句，但他见我全副武装，胸前佩有第三师黄边三朵花的符号，为之一愣。急忙对我说：“你，你怎样在这个部队里?你对我的事切不可向外人说啊!”说完，马上坐车走了。我知道他有戒心，不便在路上多谈，便让他走了。但我仍远远地跟着，见他就住在离我的住宅不过有几十家远的地方。
天黑了，我便跑了过去，找到他的住房。我恳切对他说：“七外公，您老就住在这里啊!请您放心，我对您老的事绝对保密，决不会泄漏出去!”他这才放心了。我见到了他妻子田氏夫人，老三和老四两个儿子(现都在北京工作)和两个女儿。他见我无恶意，态度诚恳，转嗔为喜留我在他家吃了晚饭。以后时相过从，我很直率地将被蒋责骂以及第三师黄埔同学对蒋的不满情绪告诉了他，他对我也就更加亲切。他指出：“蒋介石必定会垮台，共产党将来一定会胜利。”后来，他还告诉我，他在上海工作，由于苏州生活便宜一些，才把家眷安置在苏州。我再三向他表示：“有我在苏州，你可大胆一点，一切我可以负责保护。”这样，我们相互之间，已无芥蒂，相处如漆似胶，有时，我也同他到上海去玩玩。
我对李木庵是以长辈来看待的，认为他是具有长者风度的。他17岁时，便考取秀才，在原籍桂阳县就有才子之名。他当年的名字叫清泉，号兴午。他是步行到北京京师法政学堂攻读，因成绩优异，毕业后，派到福建工作，历任法官、检察官、福建高等审判厅厅长与检察厅厅长。在李厚基督闽时，曾任福建督军公署秘书长。李走后，他任闽侯县知事。因他与督军公署独立团团长曹万顺交谊很深，在年广东革命政府行将北伐时，他说服曹万顺响应广东的革命号召，请求一同去参加北伐。他代表曹来到广东，广东革命政府马上将曹万顺的独立团破格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任命曹为军长，李为政治部主任。李清泉(李木庵)在这—年加入了共产党，随军北伐。
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曾密电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该军政治部主任李清泉等，系共产党员，立即就地处决。”曹因与李关系很深，于是将李等资遣到上海。李从此便转入党的地下工作，回到桂阳老家进行农民运动。可在这年秋又被桂阳保安队包围抄了家，幸有堂弟李弗荃的援救，乃逃离家乡而到上海。从此就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而将家属秘密定居在苏州。
后来，第三师从苏州移驻南京，我便随到南京。李木庵从“四一二”以后，不曾来过南京，因害怕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这时，由于我的掩护，他也随我常来南京了。同我往来的朋友，都知道他是我的外公，谈吐之间，都认为他是个学识渊博的长者，从未有人怀疑他是被蒋介石通缉的鼎鼎有名的中共党员。我家由于父亲去世，继母在南京八卦洲买了50亩荒地，定居下来。李木庵因儿女众多，生计困难，于是也在我继母住处附近买了一块荒地，将家眷从苏州移居到八卦洲，以务农来维持生活。他本人则奔走于上海、南京等地为党从事地下工作。
(三)企图袭捉蒋介石
李木庵除了参加了中共地下活动外，还参加了当时在上海的国民党左派——改组同志会。后来我由于他的介绍也加入了改组同志会并积极参与了活动。
李在上海租界与国民党中委、左派的头头们王法勤、王乐平等来往很密切。我感到奇怪，问他：“李老，你是中共党员，为何又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同志会呢?”他告诉我：“蒋介石在江西疯狂地‘围剿’苏维埃红军，在全国造成极端的白色恐怖，到处逮捕共产党人。帝国主义都极力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对上海租界的共产党人，他们可以公开引渡给蒋介石。至于国民党左派——改组同志会，帝国主义还认为是政治犯，可以加以保护，不予引渡，所以我们必须借它来掩护。”
我同改组同志会的人员接近后，见到他们提出的口号：“打倒独裁，实行民主。”感到与自己的思想相投，便由李木庵介绍与改组同志会的组织部长王乐平认识。王知道我是黄埔学生，便介绍我加入改组同志会下面隶属的反蒋黄埔同学会。这个同学会是同蒋介石的南京黄埔同学会针锋相对的，总会设在广州，汪精卫以党代表的身份担任这个反蒋黄埔同学会的会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原是廖仲恺，廖被暗杀后，汪精卫任党代表)。汪精卫为了反对蒋介石，必须拉一批黄埔学生，挖蒋介石的军事墙脚。上海反蒋黄埔同学会的主持人潘学吟(黄埔一期)、赵惠谟与我是黄埔同期同学。他们政治上主张反蒋，但也“反共”。我对他们说：“要反蒋又何能反共?必须联共反蒋方有希望。”我对赵惠谟等主办的《夹攻》刊物，表示既反蒋又反共是采取反对的态度，赵不同意我的意见。好在大家团结在反蒋的号召下，各行其是罢了。
我秘密地加入反蒋黄埔同学会后，公开身份仍是蒋介石第三师黄埔同学会的特派员，毫无阻碍地出入南京、上海各地。赵惠谟派我担任组织部的交通联络工作，将一批批重要文件，反蒋刊物带到南京等地。我利用与第三师的关系，把第三师中不满蒋介石的同学如黄焕荣、成刚、陈铭鼎(现在江西当参事)等人，也秘密地拉入反蒋黄埔同学会。
当时，第三师驻在南京三牌楼国民党中央党部附近，我同李木庵密谋过，利用第三师中反蒋部队袭捉蒋介石。因为黄焕荣、成刚他们都掌握了一部分兵权，如果趁蒋介石去中央党部开会的机会，完全可以有把握采取突然袭击手段将他捉住。捉住蒋介石后又怎样办呢?由当时山东孙美瑶案件得到了启示，拟仿照他把蒋介石扣留作为人质，如果调军队来打，我们就“撕票”；如果谈判，我们就强迫他交出国民政府的权力，实行政治的民主改革。后来，李木庵去上海还来信对我策划的这一行动表示支持。信中说：“进行之事如能成功，将成为丰功伟绩。”正在密谋策划之时，第三师突然奉命立即开往徐州驻防，此事遂成泡影。
我由于进行反蒋活动，被曾扩情等发觉了一些，不久，将我调回南京黄埔同学会。这时，恰逢九一八事变发生，汪蒋进行合作，顾孟余任铁道部部长，我便到铁道部路警管理局任防务科科长去了。
(四)在南京认识共产党员徐彬如
我在南京既不能抛头露面，又迫于生活无着，苦闷异常。有一天，一个同学老李(是湖南资兴人)来看我。不知他怎么知道我在莆田暴动的事，他对我备极安慰和赞扬。经他一鼓动，使我勇气陡增，又跃跃欲试了。我们两人当时谈得异常投机。最后，他说：“我介绍一个很不平凡的革命同志给你做朋友好不好?”我当然欣然同意了。后来我回想老李可能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天黑了，老李把我悄悄地引到南京丹凤街一家寿材店里。里面阴森森的，不是死了人谁也不会进它的门。我就在这里见到了共产党员徐彬如。徐之所以住在这里，大概是因为他才出狱，在白色恐怖下，借以躲避特务的耳目。在他的房间里，摆着一些破破烂烂的瓶子和几片秦砖汉瓦古玩，当时的老徐，伪装成一个古董商人。他的妻子韩钟秀，是河北大学毕业的，又是留俄学生，为了党的工作也委屈自己在丹凤街小学教书，一同住在那阴暗的屋子里。我同徐彬如虽是初次见面，由于他了解我，一见如故，我们无所不谈，谈得非常痛快。
徐彬如原是广东中山大学的学生，原名叫徐文雅，是文学系学历史的，当年，他还担任中山大学共产党的特别支部书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立即派军队包围了中山大学，搜捕徐文雅。他住二楼，很机智地躲到三楼一个老教授房间的床底下，幸免于祸。后来，这位老教授为他换上西装，带上黑眼镜，拿着自由棍，俨然是一位教授模样，由老教授陪他聊天参观，从从容容地离开了学校，转道赴香港。这时，改名为徐彬如，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徐彬如知识渊博，谈笑风生，我在他的影响下，对当时形势有了认识，对自己悲观苦闷的情绪，也大大地减少了。他当时想邀我同到新疆去，他说：“将来我可能到新疆去，你如愿去，我们同到那里去好不好?”我已走投无路，无处安身，当即答允了他。
在这个时候，由我的继母出面，找了我父亲老朋友陈其采。当时，陈任国民政府主计长，由他写了一封信给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让我担任沛县保安队长。我嫌官小位卑，不愿前去。就商于李木庵，李却极力主张我去。他说：“一个队长地位虽小，但可以掌握人的枪支弹药，还是大有可为的。革命总是从无到有，以少胜多的，百多人枪，将来发展以后，就是了不起的力量。”他又说：“沛县是汉高祖刘邦发迹的地方，以之成帝业。它处在苏鲁皖豫四省边境，现在封建军阀互相割据，我们可以利用各省彼此矛盾，利用国民党政府腐朽，可为长期工作不易被发觉，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他还拿出地图给我看：“沛县与山东的微山湖毗连，这个湖纵横数百里，港汊交错，可以与洪湖媲美，它是一个很理想的革命根据地，这不比到福建龙岩苏区是一样的么?”我被李老这一席话说得五体投地，决心去沛县了。
年春，李木庵随我一同到了沛县。
在李木庵精心策划下，工作劲头越来越大的时候，接到徐彬如从徐州打来的长途电话，邀我即去徐州与他一晤。到徐州时方知徐彬如是经过徐州前去西安工作的。他与我详细分析当时形势，认为西安是陕北的门户，极关重要，邀我前去。他说：“我先去西安，了解情况后再来邀你。”我满口答应了。不久，徐从西安来信要我辞去保安队长职务，去西安。沛县保安队是我们苦心经营的，已很有成绩，实在有些舍不得，犹豫不决。最后决定请由李老先代我去西安，由他了解情况后，做出最后的抉择——去或者不去。李到西安后，当即来电促我迅速成行。建立微山湖根据地的理想，又成为泡影，我有些恋恋不舍的。后来，我才知道西安的任务，是掩护上海派往西安的“西北特支”，我才渐渐地解开了这思想疙瘩。
中共“西北特支”在西安活动情况
年10月我去西安后，徐彬如直截地告诉我：“你这次来西安，准备介绍你到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去担任中校副营长兼任步兵训练班的教官，这个宪兵营是由杨虎城将军直接掌握的部队。营长是我们的同志金闽生，你协助他工作，对我们的革命事业将会有很大的贡献。”这使我精神为之一振，感到前途希望无穷。
(一)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建立的“西北特支”
在我到西安这个时期(年10月)，是白色恐怖空前高潮的时期，也是共产党地下活动极为艰巨和最关键的时刻。
红军到达陕北后，年蒋介石便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自己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在配合军事进攻的同时，大批特务和反动军官涌入西安。到年上半年，西安几乎是军、特机关林立。如“剿总”的政训处长曾扩情，“剿总”的情报处处长江雄风，西安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中央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震亚，保安处处长张坤生，交警总队队长公秉藩等，都是军统的全国著名人物。另外，属于CC系统的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宋志先，民政厅厅长彭昭贤，教育厅厅长周学昌等，共产党的叛徒杜衡成了CC系统的特务，也躲在阴暗角落里积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南京在西安的反动机构达一百二十多个，其中有武装的四十余个，各个部队在西安的办事处，留守处还不计算在内。
当时，西安城市范围并不大，人口也不多，国民党的特务云集，军警密布，真是撒下天罗地网，给共产党的空隙是极为有限的。中共“西北特支”便是在这种恐怖情况下，于年冬成立了。
(二)在战云紧迫的形势下“西北特支”展开斗争
年“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刚成立时，蒋介石仅挂了一个名，实际上是由张学良负责，因为当时南方尚在多事之秋。年上半年，蒋介石迅速解决了两广事变，汪精卫被迫出国。蒋的权势已达到空前高峰，他认为南方已定，踌躇满志，正好率兵北征，一举消灭共产党于陕北，以遂其统一中国实行独裁的野心。蒋介石为了先声夺人，他亲自到山西见阎锡山，到山东晤韩复榘，传达他的“剿匪”方针，另派陈诚到绥远，进行“剿匪”部署。胡宗南的部队已在天水一带，张、杨的部队在陇东、渭北、汉南逼进陕北。
于是，蒋介石在布置停当以后，便召集他的所有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万耀煌、陈调元、朱绍良、陈继承等，及蒋方震、张冲、蒋作宾、邵元冲等到西安，共商“剿匪”大计。他自己带领蒋孝先一小部分宪兵驻在临潼，其余大员均住西安西京招待所。
当时，形势紧张，大战已迫在眉睫。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虽然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站稳了脚跟，但是剩下的不过几万人，而且供给奇缺。蒋介石正是利用这个时期，准备大举进犯，妄图速战速决一举成功。这对共产党确实极为不利。
共产党中央早已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早在年“八一”宣言中就已针锋相对地提出“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号召“兄弟阋於墙，外御其侮”，倡议：“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建议“成立国防政府”等。这一号召在群众及地方军阀中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这给在艰难环境中的中共“西北特支”开展地下活动增添了极大的威力。当时如何扭转这场紧迫的战争，保卫共产党中央，成了“西北特支”的重任，而且时间很紧迫。我见到“西北特支”的同志都充满了胜利信心，夜以继日地工作。
年下半年，在劳山的东北军一一○师10月间全军覆没；在甘泉榆林桥的东北军一○七师，10月间又被消灭四个团；在直罗镇的东北军一○九师，11月份又全军覆没。蒋介石对损失了的东北军不仅不予以补充，反而取消它的番号，利用红军来消灭他的异己。这样，东北军感到自己前途无望，对蒋介石产生极为不满的情绪。反之，共产党优待俘虏，实行统一战线，主张联合抗日，反而看到了光明。这使东北军认识到“剿匪”不是他们的出路，也不是国家的出路。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宣传，是一种欺骗。这使“西北特支”开展工作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并及时引导东北军走上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道路。
至于西北军呢?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一贯受到蒋介石嫡系的歧视。东北军入陕，蒋介石想利用它对付杨虎城。另外，蒋任命马鸿逵任宁夏主席，从背后监视他，利用胡宗南追击红军进驻天水，控制陕甘，从侧面监视他，使杨虎城动弹不得。现在，准备“进剿”，逼着十七路军在渭河以北，进入“剿匪”第一线。蒋的大军四面云集，这使杨的部队有同共产党同归于尽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西北军接受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走上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道路。
由于蒋介石的阴谋，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均无法自存，于是张、杨的矛盾，被形势逼着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而他们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反而变得异常突出了。共产党的政策，使他们从敌对道路走向主动同共产党进行联络、和解途径。年5月以后，在共产党中央和“西北特支”努力工作下，“反对内战，共同抗日”，已经变成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共同方针。表面上，蒋介石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可是在骨子里却害怕全国人民团结抗日，害怕张、杨同红军的加强合作。
现在西安的地位成为国共双方斗争的焦点，“西北特支”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这一斗争关系国家前途命运，“西北特支”所负使命的重大，也是可想而知的。
(三)共产党员童陆生的桥梁作用
谈到“西北特支”的成立，使我马上想到童陆生，因为据我所知，徐彬如、谢华、李木庵是“西北特支”负责人，金闽生、王根僧等都是由他介绍到西安工作的，这些共产党员，在当时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童陆生毕业于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当时，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鲁涤平部工作，随军北伐。蒋介石叛变革命，他同其他共产党员一样遭到残酷迫害。年秋，杨虎城因在河南驻马店解决唐生智战争中，有功于蒋介石，得以担任陕西省军政大权。杨一朝掌权，感到人才奇缺，求贤若渴。童陆生同志便受同学黄国栋(曾任第三军朱培德的师长)的推荐，来到杨虎城的幕府。
当时，杨虎城任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并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他雄心勃勃，很想有一番作为。但感到自己的部队，长期以来南征北战，转战千里，很少休整，军队风纪很差，这次由豫转入关中，可以得到一个时期的稳定，认为应该好好的休息整顿。可是有不少人认为自己随杨多年，生死与共，自负有功，横行霸道，滋扰人民，甚至强奸妇女，杀人放火，无法无天，难以制止。杨感到很苦恼，认为陕西是桑梓，是过去发迹的地方，现在又主陕政，如不能将部队加以整顿，取得绅民好感，就无法巩固地盘，实现个人理想。他感到百废待兴，苦无办法。童建议成立一个宪兵团，一面维持部队的军风纪，一面维持西安的治安秩序，正中他的心愿，大加赞许。杨便托童陆生负责筹备，并授意将来担任宪兵团团长。
后来，由于蒋介石的掣肘，经费支绌，枪械奇缺，便改为成立宪兵营。各军设宪兵，南京政府是不能允许的，加之成立伊始，怕在部队中威信不高，于是由杨本人兼任宪兵营长，童这时只得暂时离开西安，纪子中、金闽生任副营长，这些人都是由童陆生向杨虎城推荐的。到了年，这个宪兵营事实上已为南京方面默认了，杨便不再兼这个宪兵营长，而由金闽生升任营长。副营长无适当人选，又怕杨派的人不能很好合作，于是力请童陆生回来暂屈就任副营长职务。童任职时期，因患病需要休息，才辞去这个副营长职。杨委童为绥署参议，但宪兵营已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了。
童陆生能与杨虎城有如此深厚渊源，原因是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童曾被派往福建取得联系，所以他为杨罗致人才，得到信任。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杨又特派童到新成立的独立旅许权中的旅部任幕僚长。抗战开始，由于童作战经验丰富，党的需要，便把他调到山东敌后去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了。
(四)徐彬如介绍我到杨虎城宪兵营任副营长
我到西安在徐彬如家里稍事休息，随后即同徐前去拜会了宪兵营营长金闽生，当时金闽生除担任宪兵营营长外还担任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主任这个重要职务。
金闽生是杨的进步派中权势最大，所处地位很重要的人物，他主持的步训班，曾训练一批又一批有为的思想进步青年，输送各地；他所统率的宪兵营也为共产党培养安置了不少骨干。如现在南京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的张希钦，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茹夫一，及在京广铁路局工作的姚光，天津医学院中共书记刘金等，都是由当时步训班或宪兵营出来的。在蒋介石的中央宪兵第一团未来之前，宪兵营负责西安市整个城防，也给共产党开展活动以很大的便利。
金闽生把我推荐给杨虎城，还详细地介绍了我的历史。杨见我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但是反过蒋的，他就很放心任用了。在他的十七路军部队中也有不少陕西籍的黄埔生，但他认为都不免同蒋介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紧急时刻，不一定会效忠于他。而认为我是被蒋介石通缉了的，在紧急时，决不会再被蒋利用，所以表示欢迎。但杨做事素以机警著称，他觉得我如果仍用原来的名字——谢乃常，一旦被蒋介石发觉对他会很不利。他在接见我后，对金闽生示意，最好不用被通缉的那个名字。金闽生同我商量后，我毅然将谢乃常改为谢晋生，将原籍湖南郴县改为江西萍乡。这才任命我担任宪兵营副营长，兼任步兵训练班军事教官。
徐彬如把我介绍进去，徐同我住在一起，几次搬家，也是如此。党的一般活动，大都在我家进行。
(五)在杨虎城宪兵营掩护下的“西北特支”
我同徐彬如住在一起，他名义上是西安绥靖公署的咨议，但实际上，他是为建立“西北特支”而奋力工作。起初，因我们住的房屋过于狭窄，同时还因我们房屋后面住的就是许克祥，他进出大门，都必须经过我们的房门口，感到工作不便。我便利用宪兵营名义设法在城西城边，找到了一栋雅静宽敞的公房，与徐一同迁了去住。嗣后，他同我又换了几个地方住。
徐彬如介绍我认识了西安绥署少将参谋处长王根僧，陕西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等人。他们热情洋溢，和蔼诚恳，一见如故。以后，王根僧、李木庵、宋绮云、金闽生和谢华等，都经常到我们家里做客，有时还谈到深夜方才离去。
条件已经成熟，“西北特支”在年12月成立。支部三个主要负责人是：谢华担任书记，李木庵、徐彬如担任委员。他们主要的集合地点是徐彬如家。因为我是李木庵的亲戚，又是徐彬如介绍来西安的，他俩对我过去的历史都了解，对我的为人也很清楚，所以有许多事情没有避开我。他们对我很信任，我对他们也变得更加忠诚了，对敌人的警惕性也更加提高了。
谢华，在当时名义上是在宪兵营营部担任副官。表面上他成天坐在营部无所事事的样子，他经常是在夜晚等官兵们都睡着了才处理他的公务。他态度和蔼，做事认真负责。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从我看来，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为了党的事业，不计个人名利地位来担任这个小小的职务，是难能可贵的。我虽是党外人士，深受到他的影响和感染。
谢华是湖南衡阳人，大革命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下面的一个团党代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受到残酷的迫害，辗转逃亡，最后，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是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造诣极深。他来西安是第三次，早在年他曾在西安进行兵运工作，与童陆生、金闽生、王菊人都很熟悉，这回重来西安，可说是驾轻就熟，对工作开展方便得多了。王菊人是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大革命时，曾加入共产党，谢华早在年就同他很熟悉。这次谢重来，杨便派王菊人与“西北特支”联系。
王菊人徐彬如表面上是西安绥靖公署的咨议，但他仍是以一个考古学者的姿态出现。由于他对古玩有很高的鉴赏能力，西安市当时的古董商人凡是得到出土的文物，大多登门向他求教，请他代为鉴定真伪，古玩商人都公认他是著名的古玩鉴赏家。
他的古玩鉴赏能力，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受他的影响，有时也欣赏古玩，后来便闹出一个笑话。在抗战期间，我在晋南的晋城，在老百姓手中花了50元买到一个金装的佛像，如获至宝，马上写信告诉他。他回信要我照个相给他，他看了相片马上写信告诉我，这是赝品，但50元不算贵。后来带回西安，他看了后，果如前言，后以元卖给古董商人了。
李木庵在宪兵营营部名义上是编制内的书记官，负实际工作，每天坐办公室。我同金闽生的私章以及营部关防与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他代折代行。因他在我们中间，年纪最大，大家都很尊重他。他办事一丝不苟，老成持重，经验丰富，所以他在宪兵营，实际上是大权在握，主持一切。
“西北特支”有他们三位领导，有宪兵营作为他们的基地，在这个关键时刻，关键地区，自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了。他们三人之中，由谢抓全盘、负责党的组织与发展工作，李与徐负责群众运动工作。李以年高，过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负责上层知识分子联系；徐则以社交广阔，负责一般群众工作。就这样，在“西北特支”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群众运动。当时，西安仅是2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由于他们的大力宣传，使党的口号家喻户晓，他们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把绝大多数的群众，都团结在党的周围了。
(六)王炳南讲演
年冬，中共中央为了对杨虎城进行统战工作，还从延安派了汪锋拿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去西安，向杨转达了党中央意见，加强了双方的合作。由于杨虎城过去(年)在皖北曾经掩护过中共皖北特委的活动，合作得很好。这次中共中央直接与他联系，他又处在蒋军与红军对峙的夹缝中，自然同意合作，而且合作得更好了。后来又派了张文彬长期住在杨部成为正式代表，使杨部与红军互不侵犯，互通情报，并设立交通站运送物资给延安，进而团结抗日等，均大有进展。
“西北特支”配合中央作了许多具体工作。如宪兵营在“西北特支”的指导下，不断公开地对官兵进行了抗日、统战等的教育，西安事变后，不少宪兵自动跑到延安去了。
我记得王炳南就以救国会的名义被“西北特支”邀请，曾经到杨虎城的特务团作过一次极为生动的讲演。他的题目是：“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把所谓“新生活运动”的丑态，描绘得淋漓尽致。两个多钟头的讲演，王炳南用客观事实两两对比，把“新生活运动”批判得体无完肤，激起了在场听讲的一千多官兵的爱国热忱，增加了大家对蒋介石的仇恨。那天天气严寒，大家都站在露天，全场鸦雀无声。他最后喊出：“你们都是军人，手中握着枪杆，今后一定不要再打内战，一定要举起枪杆一致对外。”当时，群情振奋，大家深受感动。这是一堂生动、富有民族感情的政治教育课。后来，我同团里官兵闲谈时，他们都印象深刻，津津乐道，大都坚定地走向反蒋抗日的道路。
其他，在步训班，在杨的部队中，当时也都大力展开了抗日宣传的教育活动，使杨的部队在政治上得到普遍提高，与蒋介石斗争的声势愈来愈浩大。
“西北特支”领导下的西安群众运动
(一)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
“西北特支”在西安的活动，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把广大群众组织到救亡团体中来。他们一方面与杨的上层人物、地方绅士取得联系，宣传救亡、统战。另一方面由南汉宸、王炳南等共产党员以学者名流身份出现，进行公开活动，或在大会讲演，或作私人拜访谈心，用各种影响，造成浩浩荡荡的声势。后来，韩望尘、刘文伯、武念堂等陕西大绅士，也能认清形势，大谈反蒋抗日问题。党在宣传抗战救亡运动、提高广大群众思想觉悟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发展工作。
首先，党在学生中进行了大量工作。“西北特支”在西安高中、西安师范成立了学生救国会，接着其他各校青年激于爱国热忱，也纷纷仿效成立了学生救国会。随后，在学生组织的影响下，各校老师也组织了“教职员联合救国会”。形势发展很快，组织也由西安扩展出去，在西安以外的三原、汉南各校也相继成立了救国会。群众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为了统一行动，发挥更大效力，“西北特支”便指导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由杨明轩任会长，简称为“西救”并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后来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经“西北特支”考虑，与各方协商，认为“西北抗日救国会”应立即响应号召，遂改为“西北各界救国会”，以表示爱国群众步调一致，行动统一。
西安群众运动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童陆生的作用。他曾代表杨虎城赴闽与福建人民政府联系。他转回西安时，途经上海带回了全国总会的宣言，向杨虎城汇报，得到他的默认支持。使“西北特支”在发动群众运动，展开组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上，起到很大的作用。
其次，使人值得称颂难忘的是优秀中共党员韩钟秀。她是留俄学生，早期在淞沪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年初到西安，在城西学校教书。她在“西北特支”领导下，在教育界中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成为当时中小学抗日救国工作领导的核心人物。“西救”成立后，她是“西救”主持人之一，为当时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后，她曾任中央交通部教育局局长，后因病逝世。
(二)东北救亡总会
“东救”是东北军成立的“东北救亡总会”。自东北沦陷以后，东北军家破人亡流落关内，早已是人人五内俱焚。现在又开往西北“剿共”，当地群众因受共产党宣传教育，政治觉悟较高，对东北军既可怜又憎恨，既同情又仇视。东北军装备虽较西北军精良，但精神状态，却较西北军更为颓丧。在这种心情下，在西北政治空气影响下，加上共产党从暗中进行宣传组织，于是由东北来陕的上层人物，如刘澜波、高崇民、宋黎、车向忱等人出面，号召组织“东北救亡总会”。“东救”在东北军中和在他们举办的东望小学等处，进行了大量抗日救亡的宣传，得到张学良的直接支持，成为张学良的宣传鼓动机器，受到“西北特支”的极为重视。思想既已一致，自然行动也就统一了。
(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群众组织起来，各种运动高潮接踵而来。
1．九—八事变五周年
“九一八”是全国人民最痛心的国耻日，在“西北特支”策划下，事先广泛地发动群众，然后再由“东救”和“西救”的名义联合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纪念大会，这是一次极为具体生动的爱国教育。会上讲演的人，声泪俱下，群众中也情绪激昂，热泪盈眶。大会发表了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驳斥了蒋介石一伙所谓唯武器论的观点，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推动了群众走向团结抗战的热潮。
2．鲁迅追悼会
年10月19日，卓越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在上海逝世。一代伟人陨世，举世同悲。上海组织了10万人的游行示威，使反动派闻风丧胆。西安文学界进步人士，在“西北特支”的策划下，也随即响应，组织起鲁迅追悼会筹备处。特务林立的西安，他们自然会多方面进行恐吓、破坏。“西北特支”通过内部关系，促使张学良、杨虎城率先送了花圈，摆在极显眼地位。特务们看了只得徒唤奈何，不敢公开阻挠了。会上，宋绮云他们都发了言，阐述了鲁迅生前对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号召大家要向他学习。
3．纪念坚守西安10周年大会
“西北特支”之所以要发起这么个大会，是为了提高西北军的士气，号召他们继承国民革命的光荣传统，走向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年，当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正出师北伐之际，吴佩孚为了迎击北伐军，事先想肃清其侧翼的国民军，于是派刘镇华入陕。杨虎城当时任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是惟一建制完整、实力雄厚的部队，又正驻防三原、临潼一带，适当其冲。为了反对北洋军阀，支援北伐，杨部毅然于4月16日进入西安。刘镇华以号称10万之众，猛向西安进扑，也已进抵西安城下。这样，刘镇华围攻西安，达8月之久，战斗异常激烈。城内军民死亡竟达五万人之多。
等到冯玉祥自苏联归来，策应北伐，率国民一军援陕。10月中旬，先头部队已开始向咸阳地区的敌人发动总攻，到11月28日西安解围。这是北伐战争中在西安的一个很有名的战役，所以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非常巧妙地运用它搞好统战关系，鼓舞杨虎城本人及其部队的革命斗志。由“西救”倡议发起组织纪念大会筹委会，自然不好邀请“东救”参加，只限于邀请省府所属各机关，十七路军的各部队以及西安市各学校，各群众团体参加。在开会前夕，张学良得知此事，主动要求“东救”及东北军参加，这就使原来筹备的大会更加隆重了。
大会在革命公园举行，东北军和西北军并肩站在一起，“东救”和“西救”各团体手携手地进入会场，尤其是东北军所办的东望小学的学生，高声唱起各种救亡曲，引起会场歌声此起彼落，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大会开始时，张、杨一同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场欢呼，掌声雷动，群众热情达到了高潮，气氛之热烈是空前的。在大会上，张、杨都讲了话，一致表示要抗日救亡。他们的密切合作，在群众中已公开化了，这次大会实际上成了东北和西北广大群众和军队团结抗日的救亡誓师大会了。
4．“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
一年前北京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是震惊全国、影响世界的一次伟大的爱国群众运动，动员了广大青年深入农村工厂，奔赴陕北，使革命向纵深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北特支”利用西安当时形势，组织“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是为了把已取得成功的统一战线更向前推进一步，也是对迫在眉睫的蒋介石大军“围剿”给以一个有力的回击，意义非常重大。
这时，张、杨因分别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了严词拒绝，已心怀不满，所以对这次群众运动表示积极支持。我们宪兵营奉命全体出动，保卫大会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那天清晨6时，学生便从四面八方向南院“剿总”门前集合，西安警察局出来干涉，打伤了东北竞存小学一个12岁的小学生，激起了群众的愤怒。群众抓住了那个开枪的警察押着随着大队游行，其余的警察吓得屁滚尿流，四处逃散了。示威群众向张学良送上事先准备好的请愿书，直截了当地责问他：“你们置国家民族的危亡于不顾，还要到西安来打内战，真是岂有此理!”提出请愿书的第一条便是：“立即撤销‘剿共’计划。”张学良自己没有出面接见，由他的参谋长晏道刚——蒋介石派去的起监视作用的反动分子来代表接见，正好是让这个反动家伙接受到群众的教育机会。
接着游行群众到省政府去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邵摆起老前辈的架子，劝大家“好好读书”、“不要胡闹”。激起了群众的愤怒，高呼反对内战等口号，邵吓得连忙躲开了。
最后，来到新城大坪，向杨虎城请愿，杨也未出面，由参谋长李兴中代表接见。李说了几句敷衍的话：“大家爱国热忱，非常敬佩，我一定将大家意见转告杨主任、委员长，必然会得到满意的答复。”这时已经到了下午4时了，群众已坚持了10个钟头，没有吃中饭，精神始终饱满，而且参加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估计已有二三万人了。人多热情高，口号呼得震天动地。这时，不知谁提出：“我们到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去!”一呼百应，队伍便浩浩荡荡出发了，将到灞桥，天已黑了。
张学良恐怕发生事故，亲自驱车赶来，劝阻群众。一个学生站出来，大声向张学良质问：“张先生，你的家乡东北沦亡已五六年了，你祖宗的坟墓还在那里，难道你忘记了么?你的军队现在还拿着枪打自己人是何居心?我们要同蒋介石算账去!”说罢，放声大哭。周围的群众也跟着哭了起来，张学良当时也激动得无法抑制随着放声哭起来了。这时，张举起拳头用极愤怒的语调保证：“我没有忘记家乡，我没有忘记祖宗坟。我的枪，决不打自己的人，你们抗日救国的要求，我保证一定实现，一个星期后，我用事实答复你们。”最后劝说大家：“你们相信我吧!现在天已黑了，大家先回去吧!”
群众见他说得非常诚恳，便返回西安。回到城里，已是万家灯火，未去的群众，停立街头，热情相迎。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最有意义的示威。使张学良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使他下决心，向群众提出了公开的保证，促使他几天后向蒋介石进行“兵谏”。
在西安的尖锐斗争
(一)成立西安军警督察处
张、杨都感到西安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社会秩序与治安维持困难。张学良虽坐镇西安，同蒋介石已是同床异梦。他为了防人暗算，维持西安秩序，以统一指挥为名，决定在西安设立“西安军警督察处”。
“西安军警督察处”成立之后，规定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剿匪”总部警卫营、西安市公安局、陕西省保安处、中央宪兵第一团等单位，都归它统一指挥，由它统一分配防区与任务。每周召集这些单位举行一次例会，进行汇报工作，必要时还举行紧急会议。这样，便可以改变过去各自为政的状态，而统一在张学良手中了。成立时，张派了他的亲信、参谋处中将处长谢珂担任军警督察处处长，以便全权在握。但蒋介石方面极不甘心，派了“剿总”第二处处长、特务头子江雄风担任督察长，从中来监督。江为人很跋扈，时常以戴笠为后台，不买谢珂的账，不听他的指挥，有许多的事，常自做主张，擅自处理，暗中捣鬼。但是“西安军警督察处”成立后，对我们的各方面斗争有不少好处。
(二)中央宪兵团与杨虎城宪兵营划分防区
在中央宪兵团未进驻西安以前，杨虎城的宪兵营是维护西安市治安与秩序的主要力量。当时，西安市近二十万人口，城内除第十七路军一些必要的部队外，其他部队一概不准驻在城内。鼓楼中心制高点与各个城门，均由宪兵守护。所有旅馆、饭店及剧院等公共场所，均由宪兵会同公安局检查，以防奸宄。所以蒋介石的特务暗探，虽可借中央多种机关名义潜入西安，但最终只能偷偷摸摸，胆战心惊干些小勾当罢了。
可是到了年，中央宪兵第一团杨震亚部忽然由郑州进入西安，这当然又是蒋介石阴谋。因为蒋介石看到西安的局面，他已无法控制便想出这一着棋来了。宪兵第一团开到西安，大有反客为主，取杨虎城宪兵营而代之之势。其他中央机关也蜂拥而入，于是西安门户洞开，形势为之一变。
在这期间，张、杨已很接近，“反对内战，共同抗日”，已成为共产党同他们共同的方针，因此必须设法应付这个局面，保护群众，维持陕北人员来往与物资运输等。于是由杨虎城向中央坚持西安城防仍由原绥署宪兵营担任，中央宪兵团只负责西调中央军的军风纪责任。张学良以西安“剿总”的名义向中央建议，即西安城防由中央宪兵团与绥署宪兵营共同担任。蒋于是不得不同意了。并商议划定了双方的防区：以鼓楼为中心，南北大街为界，其东城为绥署宪兵营防区(因绥署与张学良住宅，均在城东区)；其西城为中央宪兵团防区。
这时，绥署宪兵营长金闽生已走，由我代理营长。我同中央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震亚同为湖南人(杨为湖南桃源人，我为湖南郴县人)、黄埔四期同学，私交本来尚好，本应相处无事，互不侵犯，可是事实并不如此。首先是行动上的对立。他要保护的，正是我们要反对的；他要反对的，却是我们要保护的，自然产生龃龉。其次是他们自恃是中央宪兵，装备精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似乎我们地方宪兵要低他们一等，应该惟他们之命是听。这便造成了我们全体官兵对中央宪兵的对立情绪，反而更加不买他们的账。当然，我们有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又有张、杨做后台，来大力支持，更加有信心和有恃无恐，这样，就各行其是了。
我们宪兵营所辖的城东区，成了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一个独立王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的活动，比较安全和自由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宋志先(CC特务)为此忧心忡忡，曾经十分仇视地说：“西安这个鬼地方，红与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说的却是共产党的话，做的却是共产党的事。”言下不胜慨叹。由此可见当时西安斗争的激烈，也从侧面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在西安的蓬勃发展了。
(三)宋黎事件亲历记
年8月29日傍晚，我正在城东横街宪兵营部办公室办公。某连刘班长到我办公室向我报告：“我们今天下午在东大街巡查时(那时，我们规定有若干巡查队，不分昼夜进行巡查)，见到在东大街有几个穿便衣的人，拿着手枪抓着两个人带走。那两个人见到我们巡查队，大呼土匪绑架。我们前去查询，问抓人的便衣：‘你们是哪里的?你们怎么随便抓人?’这伙便衣很傲慢地说他们是省党部的，但又无有公文，因而把他们带来，请示处理。”我当即向厅堂瞧了一下，见有便衣五六人，被抓的仅两人。
我命令刘班长将这伙便衣一起带进办公室进行讯问。我先问抓人的便衣：“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一个头目模样的人回答：“我们是省党部的。”我问：“你们抓的是什么人?”他理直气壮地很傲慢地回答说：“我们抓的是共产党。”他指着厅堂里那两个人说：“我们侦查了很久，他们一伙共有三个人住在西北饭店。我们只抓到两个，还有一个到洗澡堂去了，没有抓到。我们已留人在饭店里守候，稍迟就可以把他抓起来。”我又问：“怎么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呢?”他说：“他们确实是共产党，是由陕北搭汽车来的，住在西北饭店。我们的人从陕北跟踪他们到西安的。”我再问：“你们带有省党部的公文没有?”他说：“没有带。”我叫刘班长把他们带到厅堂里去，让他们在那里蹲着。
接着，我要刘班长将那两个被抓的人带进我办公室里，当我问到他们的姓名时，知道一个叫宋黎，一个是关沛苍。宋、关知道这是杨虎城的宪兵营，见到我讲话又全无恶意，脸上马上展现了笑容，诚实地对我说；“我们是由张副司令派到陕北去的，刚从陕北回来，想到西北饭店休息一下，不料刚进饭店住下，就被他们抓起来了。”
我听到两方的供词，心中已有了底。对他们两人说；“我把你们这件事告诉张副司令，让他派人来接你们?”他们很高兴地答应了。我便要他们两人到我后面的房间里休息去了。
这时，我急忙摇电话向张学良副司令报告。张亲自接了电话，感到很惊异。当即指示：“你决不能将他们交给省党部，我即派孙铭九来你营部接他们回总部来。”
张学良（右）电话打通后，一切已布置妥当，我叫刘班长将这伙便衣又带进我办公室，我严肃地申斥他们说：“现在军警督察处规定，任何机关逮捕人犯，除了有单位正式证明文件以外，还要通知防区宪警会同办理。你们逮捕这两个人，既没有省党部的公文，又没有会同我们的宪兵部队办理，擅自进行逮捕，于手续不合。你们现在所抓的这两个人可暂寄押我营部，你们回去把省党部公文带来，再将人交你们带回去。”这伙便衣却愤愤不平，硬要把宋、关两人带走，再补送公文。我被他们纠缠很久，最后只得命令刘班长把他们赶出营部。
没有一刻工夫，孙铭九即驱车前来营部。他与我是老熟人，把副司令手令交给了我。我便从后房里把宋、关两位请了出来，让他们坐上孙的汽车回总部去了。
次日清晨，我把这一事件报告了杨虎城主任，他听完报告后，当时表示非常高兴，口头予以嘉奖，并说：“你对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张副司令也有电话给我。他对你这件事的处理，很高兴。”
(四)张学良部捣毁陕西省党部经过
当宋、关回到张学良总部以后，知道了马绍周已被省党部抓去了。张学良感到惊慌，觉得省党部欺人太甚。他想到马某已入虎口，如果将他们与中共往来情况全部供认出来，给蒋介石汇报，对他极为不利。尤其害怕省党部用飞机将马某送往南京，长期作为攻击他的口实。
在这种形势之下，张学良非采取紧急措施不可。当晚，他下达了一通手令，命警卫营一个连长，带了几十个士兵全副武装，到省党部去提解在西北饭店逮捕的马某。
这些士兵一到省党部的内厅，当时见到特务们正在摆公案连夜刑讯马某。士兵睹此情景，怒火中烧，马上行动起来，将省党部这伙特务狠狠地揍了一顿，并把桌椅文具砸得稀巴烂，把厅正中蒋介石的画像撕得粉碎，将马某绳索解开扶上汽车，护送回到总部。
张学良决定在星期一召集“总理纪念周”时自己去训话。原来国民党规定，每周一上午必须举行“总理纪念周”。宋黎事件及捣毁省党部事件，恰是星期六晚上，所以星期日清早，“剿总”便通知驻陕党政军各机关，于星期一上午参加“总理纪念周”。这次纪念周，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省党部书记长宋志先等都亲自率领所属参加，西安绥署由参谋长李兴中率一部人参加，军警督察处指挥的宪警多个单位，都参加了。
张学良以最高党政军长官身份向到会人员训话。他的态度根严肃，语言很直率。他说：“我今天要向大家讲一个问题。最近西安城的秩序很乱，到处发生乱抓人乱捕人的现象，弄得人心惶惶。如省党部就把我总部几个职员都抓走了，说这些职员是共产党员。他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当然不知道。”接着他提高嗓门愤怒地指责说：“纵令他们是共产党，也应该通知我来办，难道我还会袒护共产党么?省党部抓的这几个人，我已令交军警督察处从严法办。”接着他又指出：“省党部的人员对我总部的职员可随便抓走，对其他老百姓不是更可以随便逮捕么?人民的生命还有什么保障呢?大家都知道，不通过合法手续便抓人，这是侵犯人权，下次是决不许可的。”最后提到：“我派人到省党部去提解总部职员时，警卫连的士兵把省党部的家具破坏了一些。这些士兵，是严重地违犯了军纪，我已命令警卫营将这些肇事的士兵送交军法处，从严惩办。”
第二天，报纸上大登而特登他的训话，这场震动西安的捣毁省党部的大风波，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五)命我保护中共中央代表张文彬
年秋，中共中央派到第十七路军总部担任联络工作的代表张文彬，起初是由杨虎城安排住在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居住，由交际处处长申伯纯(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负责保护。交际处的门卫，是我宪兵营派兵守护，关防较严。但自从宋黎事件发生后，杨虎城感到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人员，连西北“剿总”的职员都敢公然逮捕，疯狂可以说达顶点，又何尝不敢搜查这个招待所呢?因此不能不提高警惕，防患于万一。因而就把我找去说：“张文彬是陕北重要人物，现住在交际处，你可把他接到你家中去住，负责保护。”杨最后还叮嘱我说：“切不可出乱子!”我当时感到这个任务太重大，但也感到他们对我的信任而高兴。
杨虎城次日早晨，我便遵照杨的命令驱车到交际处，申伯纯事先也得到通知。我便将张文彬同他的电台报务员和交通员共五人，一起接到我家中。当时，我住的是公家一栋大平房，共有三进，计有十余间。这时，徐彬如因工作关系已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了。我感到责任重大，为了张文彬的安全起见，我特别抽调了一个可靠的宪兵排，住在我房屋的第一进，白天设岗，夜晚设双岗，叮嘱士兵要提高警惕，并命令他们特别要提防宪兵第一团杨震亚的袭击，因为他同我们的宪兵营早就处在尖锐对立之中。还要特别提防陕西省党部特务便衣，暗中捣乱。
张文彬他们住在三进，我认为这是比较安全的，除了有电话通知他去参加会议之外，不曾让他个人随便外出过。
我和我的家眷，住在第二进房屋，如有动静，我好亲自指挥宪兵应付。自己总是枪不离手，子弹在膛，随时准备斗争。在这段时间里，我很少外出，同张文彬他们同吃同息，同出同进。张是湖南湘潭人，年龄与我相若，生活习惯方面尚合得来。我对他为革命事业，置身于龙潭虎穴，不顾个人生死，非常敬佩。因此，我们成了极为亲密的朋友。
(六)鲁迅赠送毛主席礼物
张文彬住在我家时，常有一些物资，衣物、食品、包裹从上海、南京和其他地方寄来，要我转交，也有的是直接寄给我的，可是我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认识，后来问张文彬，才知道这些物资是寄到陕北去的。
尤其是有一次收到的一批包裹中，张文彬拿着一个包裹非常激动地对我说：“老谢，你知道这包裹是寄给谁的?”忙走过去详细一看，上面写着我的名，要我转交王某某收，寄东西人是上海某某某。我马上反问张文彬：“是谁的，寄给谁的?”他告诉我这是鲁迅寄给毛主席的礼物。
包裹内有一只金华火腿，几包外国香烟。东西虽不多，但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
这时的鲁迅先生正在病中。一个多月后，他就不幸逝世了。我想起这位一代文豪，在病中还是关心着陕北，关心着毛主席，这是多么崇高的革命感情啊!每一念及，总是充满敬意，不能忘怀。
(七)咸阳古渡宪兵站
当时陕北四面遭到蒋介石大军包围封锁，物资供应极为困难，生活异常艰苦。从西安转运物资到陕北，成为“西北特支”重要任务之一。由于得到杨虎城的支持，红军经西安到各地采购的物资，经过多种渠道送到陕北，因宪兵营有各方面的便利条件，也就成为转运物资单位之一。宪兵营特在咸阳的古渡口设立了一个宪兵站，保证了物资转运工作顺利完成。
咸阳古渡宪兵站的负责人是姚光。他出身贫苦，为人忠实可靠，革命意志坚定。他过去是南汉宸的勤务兵，特由南介绍加入共产党，后介绍到杨虎城的步兵训练班学习，是宪兵营—个优秀的战士。他在这个宪兵站负责时，在物资转运方面，给了延安很大的方便，解决了不少的困难。
(八)保护中共往来人员
保护中共人员往来的安全，这也是“西北特支”的重要任务之一。当时，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宣传抗日和反对内战工作，奔赴延安的人很多，受到了革命教育的大批革命青年奔向抗日前线。西安就成为来往的重要门户，而国民党特务，又在这些地区进行严密监视。所以在保护来往人员的安全上，“西北特支”起到了关键作用。
1.西安绥署交际处
它是以招待国民党军政要人为名的招待所，但也招待共产党要人，因为它属绥署直接管理，一般特务是不敢随便去找麻烦的。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申伯纯。如张文彬初来时，便住在那里，队员以各种不同身份停留的也不少。
2.花园饭店
这是重要据点之一。花园饭店当时是西安第一流的旅馆，仅次于西京招待所。重要的中共来往人员，多由金闽生接到他家里去住，他家里经常派有宪兵站岗，一般是比较保险的。其他一般人员以及与“西北特支”联系的地下人员，则多半安排住在以宪兵营名义在花园饭店开设的房间里。
3.莲湖食堂
是由蒋自明(绰号蒋大鼻子)开设的，它等于“西北特支”的招待所。蒋原是一个面包工人，做西餐的，在徐州开设徐州食品店，是宋绮云的老朋友。为了掩护西安中共人员的来往活动，宋特邀他前来西安，由宋绮云出面集股，杨虎城也暗中支持了一笔钱。这个食堂就开设在莲湖公园内。开张那一天，蒋自明邀请了徐彬如、李木庵和我，由他亲自动手做菜饱饱地吃了一顿。这期间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都住在他那里。我所知道的，李木庵桂阳县来的好几个人就是住在那里。宋绮云从徐州来的一些朋友，也都是住在那里，后来都相继转移到陕北去了。蒋自明为革命，确实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九)杨虎城机智斗争二三例
杨虎城虽识字不多，但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却十分谨慎，保持高度的警惕陆，由下列几件事，可见其人。
1．与中共人员的往来
他除了几次接见中共代表外，一般很少出面，以免发生意外。在军事方面，多由参谋长李兴中、参谋处长王根僧出面；政治方面，多由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出面。“西北特支”常常同王菊人联系的。这样，就可避开国民党特务们的耳目，避开了南京的怀疑。
杨虎城每天上午到办公室后，总是由他的机要科科长周梵百读报给他听，很少间断。日常要件，也是由周处理，表面上是杨面前最亲近最可靠的人，可是杨却对金闽生(杨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说：“他(指周梵百)这个人不可靠，什么机要的事，不要去向他谈。”表示有事只能向他当面请示。
2．拉拢陈世虎
杨虎城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夕，也很想将自己的触角伸到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去。有一次，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副师长陈世虎(黄埔五期)来西安。他同我是湘南小同乡，与我私交很好。虽学过法政，但起家于绿林，到处投靠，所以举步青云。他这次是经过西安到甘肃二十四师防地去的。由我介绍与金闽生、宋绮云等相识。不久，又经过金、宋介绍去见了杨虎城。陈世虎因为知道杨的发迹与他大致相同，心中感到敬佩。在与杨晤谈中，对杨推崇备至，当面表示：“我很愿意拥护杨主任在西北方面做我们的领导。”杨当时见到国民党军中竟有这样一个高级将领对他采取如此的态度，极为高兴。他正需要这样的人物在蒋军中做他的内应。于会见之后，暗示金、宋要多方设法将他拉拢过来，便于了解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情况。
3．派尹曜南去广西
年10月间，正是西安事变前夕，杨要金闽生和我代他物色一个与广西桂系李、白有关系的人，代表他去广西进行联系。金闽生同我考虑了很久，最后，由我推荐尹曜南前去。尹是黄埔一期生，过去我曾与他在广州、上海一道参加过反蒋黄埔同学会的活动。尹在广州任“反蒋黄埔同学会”书记长时，李、白是该会的指导员，因此不仅与李、白很熟，并且很了解他的政治态度，请他去广西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当即由金闽生将上述情况向杨汇报，杨表示赞同。那时，尹曜南在南京，杨要我迅速去信，付去旅费，邀他马上到西安来。
尹到西安后，便住在我家里。金告诉杨后，杨马上给了他一本密电，另外付给一笔旅费，要我们向他转告，速到广西去与李、白联系，事不宜迟，希望迅速成行。
尹曜南向我们提出意见，认为他是代表杨去广西，连杨本人的面都没有见过，这个代表如何当呢?金闽生把这事告知杨后，杨说：“他去的使命，由你们同他说清楚。明天，我请尹先生吃饭，你们作陪，但请预告尹先生在席间不要谈他到广西的事情。”果然，第二天杨在席间对尹表示欢迎，寒暄一番，只字不提去广西的事。这样，杨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谨慎，除了原有的公开往来渠道外，并开辟了这么一条极为机密的渠道(杨并不是没有人给他当代表去广西，而是恐由他派去的人，不能严守机密)。后来，在发动了西安事变前夕，杨发了一个密电给尹曜南，要他与李、白联系。李、白当时即派了刘仲容代表广西，于西安事变时同尹曜南一同来到了西安。
西安事变中的点滴见闻
经过“一二·九”周年纪念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后，西北军民的愤怒已达到沸点，张、杨也已走到了非进行“兵谏”不可的地步，否则，无法答复革命群众的要求。他们对待蒋介石已由原先的不断请求，变成了临潼捉蒋的具体行动。
关于临潼捉蒋的事，过去各方面报道已多，在此不拟赘述，仅就我个人亲见或亲闻，略记点滴。
(一)蒋介石为何敢去西安
蒋介石是12月4日来到西安的。蒋来西安之前，东北军调防部队中最后部分正在由新兰公路向西开拔，留在西安的直属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营，由随从参谋孙铭九兼营长，一个工兵大队，由何某当大队长，另有一个炮兵营和刘多荃一○五师的一个旅，骑兵师一个团。至于西北军呢，重兵均已在陕北一带与红军对峙，留在西安附近的，仅有一个特务营(由原有宪兵营改编，以杨虎城随从参谋宋文梅兼营长)、一个教导营，一个炮兵营和警备第二旅。所以说，张、杨在西安兵力是很单薄的。
在中央军方面，宪兵一团已进驻西安，临潼有蒋孝先率领第九团宪兵一部分进驻。中央军第六师、第十师、第二十三师、第三十八师、第七十九师，第九十五师、第六十师、第十四师、第一○三师、第八十三师，均已集结在陇海路东线向潼关推进，天水有胡宗南的“追剿”大军。所以，蒋介石有恃无恐，敢于前来西安召集军政大员共商“剿匪”大计。
年，我去重庆拟就任三十五补充兵训练处参谋长时，顺便去见了钱大钧，他证实了上述估计。钱在西安事变时是蒋的侍从室主任，与蒋形影不离。我过去在钱任三十二军军长时，担任过该军黄埔同学会的特派员，常被邀去他家便宴，因而很熟。我向钱请教：“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你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么?”钱叹了一口气说：“情报是有的，可是判断是有错误的。最先，我们接到的情报大半是讲张、杨双方的矛盾，并说他们双方有发生火并的可能；后来，到了11月间，我们接到有关张、杨联合的情报，并说明他们有称兵作乱的可能。我送给委座看，他一笑置之，认为不可靠。当时，我们从情报中了解到，张、杨虽各自拥有重兵，但均在远地，始终未见有调动，西安附近驻军仍如往昔，没有调动。四周中央大军压境，而在西安城中的中央宪、警、别动队人数也相当多，他们决不敢鲁莽从事，情况的判断，有时是难以完全正确的。所以，造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变。”言下不胜嘘唏。可见，当时蒋介石在西安，敢于骄横跋扈，一意孤行，不接受张、杨意见，他是有所恃的。
但是，蒋介石到西安时，还是心存疑虑。12月4日，蒋介石一到西安，马上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中、高级将领，“亲切”垂询，以示“ (二)临潼捉蒋点滴
临潼捉蒋时，张、杨分工的任务是：由东北军骑兵师白凤翔部一个团与张学良随从参谋孙铭九卫队营一部分，于11日半夜，由王曲乘汽车出发，走城外去临潼捉蒋，以免泄露消息。由西北军的赵寿山、孔从周负责指挥警备第二旅、教导营、炮兵营、特务营等，解除西安中央所属军、警、宪、特等有关武装，扣留机场飞机、西京招待所军政要员、收缴各办事处武装等。
11日夜12时许，张率领他的高级干部来新城杨虎城的住所，坐镇指挥。当时的情况是：西北军于12日凌晨4时开始行动，西安城内仅用4个小时已解决战斗，随即恢复了市面秩序。可是去临潼的东北军却经过一些波折，因蒋介石已逃到后山，久久未能搜到。在新城指挥的张、杨，吓得满头大汗。张学良严令孙铭九等派兵进行搜山，叮嘱：“一定要捉活的!”杨令孔从周率一营人，乘汽车前往增援，协助搜查，并令临潼县县长迅速调动群众，调集保安队，封锁骊山四周道路，形势变得紧张异常。幸亏8点多钟在半山岩洞中捉到了蒋介石，才解除了警报。
士兵们高高兴兴地跟随着孙铭九后面，孙把蒋介石背到汽车上，将蒋押上汽车时，士兵们为了表示胜利的喜悦，特地跟蒋介石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奏起了迎接上将的三番庄严军号，然后欢声雷动，弄得蒋介石啼笑皆非，尴尬异常。
1．枪毙蒋孝先
当大队人马返回西安时，一辆轿车从西安方面急驰而来，孙铭九命令士兵加以警戒。经查明是蒋介石的侍卫长蒋孝先，当他在北平任宪兵三团团长时，曾残酷镇压过学生爱国运动，臭名远扬，群众恨之入骨。孙当即命令士兵从车上拉了下来，在马路旁边给枪决了。
2．软禁晏道刚
晏道刚是蒋介石派在西北“剿总”担任参谋长的，他是在钱大钧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后继任这个职务的，对东北军是起着监视作用的人物。
可是，在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命令将他扣留时，他还茫然无所知。他大摆其参谋长的威风，严厉斥问士兵：“是谁的命令?”他亲自打电话给副司令，张学良在电话中很风趣地对他说：“他们既然要把你软禁起来，参座，那么就暂时委屈你一下吧!”
这样，晏道刚才老实起来，听从指挥了。
3．打死杨震亚
中央宪兵一团团长杨震亚，是一个在西北镇压人民的凶恶刽子手，在西安他对群众运动多方阻挠破坏。划分防区后，竟敢常常越界逮捕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同我们宪兵营早具夙怨。“双十二”事变的清晨，杨震亚正在他西城防区团部的院内做早操，被特务营(即原宪兵营)派去的部队围住，怒火中烧，当场击毙。其余守卫部队士兵，全部被缴械。
4．马志超逃走
马志超是西安市公安局局长，黄埔一期生。他在西安作恶多端，曾指使警察干涉群众运动，打伤过小学生，人民对他愤恨已极。
事变晚上，他住在自己公馆中，当时西北军在公安局没有抓到他，转到公馆围捕他时，他偕同老婆已从后门逃走。当时街边放有一部黄包车，马志超为了逃命，便让他老婆坐上黄包车，自己扮作一个车夫，拉着车子，8时左右逃出了西安城。
5．宋文梅看守蒋介石
蒋介石被押到西安后，开始四天(12日到15日)是软禁在新城大楼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15日，四架中央飞机轰炸了渭南，并在西安上空盘旋示威，造成了严重的战争恐怖气氛。后因新城目标过大，便将蒋介石转移到西安玄凤桥高桂滋的公馆里。这里离张学良的住处很近，由张学良派兵看守。
在新城时，杨虎城是派他的随从参谋兼特务营长宋文梅负责守护。宋是黄埔军校七期学生，对待蒋介石，始终以学生自居。他守卫在房门，每见蒋时，必事先行脱帽喊一声“报告”，得到蒋允许后才进门，恭恭敬敬行个45度的鞠躬礼，才开始讲话。蒋对他很满意。宋还多次劝导蒋：“请校长为国珍重。”所以，西安事变解决后，由于蒋的示意，胡宗南对宋文梅特别垂青，认为蒋的所谓“新城蒙难”，宋立了“功”，竟为宋改名为宋“念慈”，表示宋文梅怀念慈父般的蒋介石，并对他进行多方拉拢。解放后，宋文梅曾在北京任国务院交际处副处长，后因病死亡。
宋文梅(三)事变后西安城内情况
捉到蒋介石后，消息不胫而走，到处一片欢腾，政治气氛陡然变了样。
1．群众情绪
上午10时许，人们如潮水一般涌上了西安的街头，人山人海，川流不息，《西京日报》、《文化日报》的号外，到处飞扬。青年学生最为激动，到处张贴大字报，先是少数学生边跑边高呼“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欢呼“团结抗日万岁”等口号。随后一队队游行队伍冲向街头，形成自发地示威大游行，高呼“打倒蒋介石!”“枪毙蒋介石!”“打倒南京卖国政府!”“全国大团结实行全民抗战!”等口号。
一般成年人则比较沉着，边看边议论。他们认为张、杨是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代英雄，居然有这么大的胆量，把蒋介石这个灾星抓起来了，赞不绝口。而对蒋介石，则无比愤怒，认为是十年内战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对外出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他不仅丢了东北的大好河山，还签下《何梅协定》，将华北拱手让人。真是罪不容诛，非把他枪毙不可。
2．军队情绪
在军事方面，刚刚捉到蒋介石时，张、杨都很兴奋，认为这么一来，完全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左右蒋介石。南京政府只有听命改组一途，统一抗日的局面将迅速完成，从此他们大权在握，大有作为。不料，在南京方面“戏中有戏”，何应钦利用机会，大张挞伐，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大举向西安进逼，希望迫使西安速将蒋介石处死，以便取而代之。而蒋则顽固不屈，虽几经谈判，勉强同意张、杨的主张，但不愿公开表态和签订任何协定，仅做口头见许，以保全颜面。时日牵延，夜长梦多，各方矛盾，逐渐爆发，张、杨由原来的过分乐观而转为忧心忡忡了。
事变第二天，杨虎城依靠为左右手的两个军，冯钦哉这个军叛变了。这是一个晴天霹雳，大大打乱了张、杨军事对抗的计划，军心也大大动摇。张学良的大部队尚在西安以西较远的地区，远水不能救近火。而蒋介石部队原已布置“围剿”，集结在陇海东线的十个师早已进入潼关，在天水、汉中的胡宗南部已奉命向西安推进，原本已很悬殊的兵力，这时变得更悬殊了。希望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完全是不可能了，使张、杨与其他高级将领完全失掉了战争信心。
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张、杨依靠共产党为靠山。共产党的策略，由原来的“反蒋抗日”，早已走上“逼蒋抗日”，现在正主张“联蒋抗日”了。这对没有受到政治教育的旧军队，在军心中不无造成混乱与不安，增加了一些不利因素。
当时，在上下级军官中，对于“杀蒋”与“放蒋”成了突出的矛盾。在高级干部中，大都主张“放蒋”，后来也自然“主和”，当然他们中也有人为了保住官位，不愿战争，看风使舵的。在中下级干部中，则激于义愤，一般坚决主张“杀蒋”，后来也自然“主战”，当然也有人想借此出风头，利用时机企图升官发财的。
至于士兵，当时已疲于奔命，为了集结西安，到处调防，风餐露宿，无休息日，困倦不堪。加上士兵大多数没有受过很好的政治教育，不知为何而战，厌战情绪相当严重。
这些情况，使张、杨无法应付，难以控制局势。后来，因张学良送蒋去南京，而更加变得严重起来了。
(四)各方面的态度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希望得到全国人民及其他各方面的支持与同情。他们首先是希望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其次，也希望争取得到曾经受过蒋介石排挤的各地方势力及具有爱国思想、同情抗日主张的政府官员的支持，从而打击以何应钦为首的投降派，得以顺利地改组南京政府。
1．中共的态度
西安事变几天后，我特地到西安城里去找中共代表张文彬，我非常焦急地问到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张因为同我私交较好，对我也非常了解，所以坦率地对我说：“这一次事变是张、杨两位将军发动的，我们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事后，才得到消息，并知道他们邀请我们派代表团来西安。形势既已如此，我们对他们是采取全力支持的态度。现在，如果张、杨主张打，我们中共大概也会同意打；如果张、杨主张和，我们中共大概也会同意和的。不过我们红军只有几万人，除了保卫陕北及苏区外，尽限度也抽调不了多少军队。我们的主张是希望和平解决西安问题，避免内战，以免把国力消耗在自相残杀上，以便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后来，张文彬还告诉我，由于杨虎城的部队发生了叛变，张学良的部队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南京方面的大军又已压境，战火迫在眉睫。
同时，我与“西北特支”的李木庵交谈，他谈到冯钦哉的叛变时，感到非常伤心，认为这一下打乱了全局，使军事对抗变得极为不利，从而影响政治上的谈判。现在，应该大力稳定军心和民心，粉碎敌人的内战阴谋，坚持团结抗日，争取这一胜利。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去以后，我又同许权中于12月底的一天上午，到七贤庄中共代表团驻地去见周副主席。他住的是一间非常简朴的平房，接见时相谈了很久。许与周是老熟人，许是留俄学生，中共党员，是当年有名的“渭南暴动”领导人。西安事变后，许权中刚刚就任独立旅的旅长，是我团的直接领导。周接见我们两人时，非常和蔼可亲，垂询了十七路军内部情况等。
当许权中向周提到对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看法时，周副主席说：“西安事变我们是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的。放蒋介石回南京去，我们是同意的，至于张副司令跟着一道前去，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他事先没有同我们商量，临走也没有告知我们。现在，事已如此，我们希望蒋介石能实践自己在西安的亲口诺言。另外，只要十七路军及东北军这些朋友紧密团结，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同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行为进行斗争，就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取得最后胜利。任何人要违背历史大势之所趋，都会碰得头破血流，所以对时局的前途，我们是充满信心的，非常乐观的。”畅谈很久，在那儿用过午餐后才离开。周的这一席话，确给我们以后的斗争增添了不少力量。不久，我同许权中便开拔到抗战前线，参加忻口战役去了。
2．地方势力的态度
桂系的李宗仁、白宗禧，对张、杨是明确表示支持的。在西安事变时，李、白的代表刘仲容便来到了西安。他代表李、白，与张、杨随时联系，准备配合行动。
四川的刘湘与云南的龙云，明则不敢表态而暗则表示全力支持。捉到蒋介石后，他们极其关心，从四川—天打八次电报询问对蒋将如何处置。放蒋以后，他们惶惑不解，销声匿迹。
山西的阎锡山则老奸巨猾，对张、杨捉蒋提出质问和责难，责问：“将何以善后?”另一方面表示自己愿居中作为调解人，希望把蒋介石送交给他，以便鹬蚌相争，渔人从中得利。
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他们处在与日军相联的最前线，他们既可以在日军的引诱下卖国求荣，又可以因畏蒋介石的威势，向其卑躬屈节。但是，他们总感到在日本人面前，有当亡国奴的耻辱。在蒋介石面前，是杂牌军，有受歧视和被消灭的危险。所以，对张、杨的主张表示同情，但不敢声援。然利之所在，仍以亲日拥蒋为其既定政策，故其态度非常暧昧。
湖南的何键，西北的马鸿逵、马步芳等，趁此机会向南京政府投机，公开表示积极支持对张、杨进行讨伐，以便从中捞到中央一些信任。
3．国际上的态度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则希望西安置蒋介石于死地，造成国内极大的混乱，然后，利用汪精卫、何应钦等亲日分子，傀儡德王这些地方伪政权，大力制造内乱。以便在军事上无力征服整个中国的情况下，实现其政治上一统的阴谋。
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则认为孔、宋财团所支持的蒋介石政权，代表着他们在华的利益。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比起日本的独霸中国，对它有利得多。所以，极力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面展开抗战，打击日本，以便自己从中分得一杯美羹。
总之，在中国“抗战”与“投降”的问题上所展开的激烈斗争，在当时形成了极为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由于共产党“团结抗日”方针的正确，教育了千百万人民，终于将整个民族一步一步地引上了“抗战”这一条康庄大道，最后，取得了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西安事变后的军事斗争鳞爪
当西安事变张、杨发出通电后，12日下午，南京方面举行了会议，决定任命何应钦、李烈钧、程潜为军事委员会的常委，由何应钦指挥调动军队，迅即调动大军，向西安猛扑。16、l7日派飞机向三原、渭南、赤水火车站等地大肆轰炸，战火四处燃烧。
(一)特务团挺进渭南掩护大军集中
在中央大军进迫的紧急形势下，张、杨不得不采取防卫措施，以便掩护远在甘肃的东北军和在陕北前线的西北军陆续向西安集结。
当时，西安绥靖公署的特务团装备是西北军中装备最精良的，也是杨虎城认为最可靠的一支主要队伍，该团由阎揆要任团长，我担任副团长。“双十二”事变的黎明，我们在白水县的防地接到杨虎城急电：“接到电令后，急率所部轻装急行军向渭南进发，万勿延误。”
阎揆要阎当时不在防地，我遵命即率全团轻装向渭南进发，于下午3时，已进抵渭河大张渡口。正在过渡时，忽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四架飞机迅速从我部队上空掠过，显然是飞机侦察军事情况。当时，我们对西安事变尚无所闻，但知道政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心中犹疑不定。
我趁全团士兵渡河的空隙时间，马上发一个急电给杨主任，报告全团已达大张渡口，正在渡过渭河，并请示达到渭南后的任务。当即得到复电，命令在渭南南塬一带布防，并与渭南民团觅取联系。这时，才知道已发生了事变，肯定将同西进的中央军发生军事上的对抗。
12月13日清晨，特务团接到了绥署的正式作战命令，大意于下：
敌情：中央大军集结潼关以东陇海路沿线，华阴驻有第二十八师董钊部的一部分。
任务：该团右翼依托华山，左翼隔陇海铁路、渭河与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觅取联系，阻止中央军向我渭南进犯。
我团达到渭南后，即凭隘道开始构筑简易工事，并会同张学良部派来的工兵，将陇海路赤水车站附近的赤水铁桥炸毁，借以阻止中央军的装甲车前进。
12月13日傍晚，我团左翼隔渭河忽传来稀疏枪声，不断地向我阵地射击。我当即打电话与绥署参谋长李兴中联系，报告左翼隔河向我阵地射击情况，李当即答复：“恐怕这是四十二师的部队士兵枪走火吧?不会有什么问题。”
14日清晨，左翼、隔渭河对岸向我阵地射击的枪弹更密。方接李参谋长“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已叛变，你团对左翼应严加戒备。”
这时，阎揆要团长已赶回防地。我接电话后，当即与他商量。我们考虑到因冯部叛变，我团阵地突出前沿，前有装备精良的中央军董钊部大军，加上冯的侧翼袭击，处境异常危险。当时渭南又是西安门户，军家所必争，万一不能久守，将妨碍大军集结，影响全局，非同小可。于是，我们分途巡查阵地，命令加紧构筑工事，加强警戒，并电话联系后方，迅速补充各项给养，作为长期扼守打算。这时，特务团战士已知西安事变真相：蒋介石已被捉到，张、杨的团结抗日八大主张已向国人宣告。群情振奋，士气高涨，所以虽敌强我弱，但上下一致，满怀信心，表示坚决守住阵地，迎击来犯之敌。
15日，我团仍警惕守卫前沿阵地，华阴方面的中央军始终未前来进犯，冯钦哉部也仅是隔河攻击，从未正式交锋。我们紧张地守卫了一天一夜，便由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前来接防，才算渡过这紧急关头。
警备第三旅是12月15日中午到达渭南车站的，他们刚下火车，中央的四架飞机进行了俯冲轰炸，士兵当即散开躲在车皮下面，死伤约三十余人，没有造成混乱。一到达我团阵地，马上接替了南塬一带防务，我们部队便转到侧翼阵地上去了。
(二)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的第一道正式作战命令
年12月14日正式宣布取消“西北剿总”，同时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当日下午，即下达了第一道作战命令，大致如下：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作战命令第某号12月15日
敌情：中央军在潼关、洛阳、陇海铁路沿线集结有××××部队，共计××××师。华阴城内有第二十八师董钊部一部分。
任务：右翼利用华山峭壁险要，无法通过为依托，左翼渭河之阴……于陇海铁路峡谷隘道，构筑防御工事。纵深配备，相机采取攻势，将进犯中央军歼灭于渭河南北两岸。
兵力部署：第一线为警备第三旅；
右翼为一○五师唐旅(系东北军刘多荃部)；
第二线缪澂流部第××师；
第十七路军特务团移驻右翼蓝田许家庙一带。
这一道命令是当时西安当局在东面对抗中央军的全面军事部署，根据命令，我团调到了蓝田许家庙布防，阻止商县、雒南方向的中央军向我侧翼进犯。
(三)董钊企图诱降阎揆要团长
我们驻防在蓝田许家庙一带，加紧构筑工事。忽有一天，一个团部卫兵带来了一个农民模样的老头儿见我。
我问：“你干什么来的?”
他连连嚷道；“我要找阎揆要团长!我要找阎揆要团长!”
我问；“你找阎揆要团长有什么事?对我说可以么?”
他坚持地说：“我有要事，一定要见阎团长本人。”
这么一来，我马上将他引见阎揆要团长，这老头儿见到阎团长，便从他那破旧棉袄内的口袋里掏出用纸包好的一封信，当面递交给了阎揆要。
阎将信拆开，详细看了一遍，笑了一笑，马上便递交给我。我详细看了全部内容，才知道是驻华阴县中央军二十八师师长董钊亲笔写的，信的大意是：
“校长身系国家安危，我等同沾化雨，兄应弃暗投明，戮力同心，共惩叛逆，以建奇勋……”
阅后不禁一惊，原信递还给他，他看了我一眼，很风趣地对我说：“他找错了人!”回头很严肃地对那老头儿说：“你给我滚出去!”那老头儿犹疑不定，站着不走，哆嗦地说：“请给我个回信吧!”阎站了起来大声吼道：“滚，没有回信!”那老头才吓得抱头鼠窜而去。
阎揆要是陕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早期的中共党员，对党的事业无限的忠诚。董钊与他，同是黄埔同期同学，又是陕西同乡，过去感情非常好，这次在前线兵戎相见，中央军既占优势，而且升官发财的机会又多。董钊认为诱降阎揆要，是对他的关心，而且以阎现在军事上所处的关键地位，也肯定会因缘飞黄腾达。他满以为诱降一定会成功，谁知却碰一鼻子的灰呢?
阎揆要同我相处较久。他在特务团，同士兵能同甘共苦，深得群众爱戴。他待人接物十分和蔼，从未发过火，不曾给人以难堪。这一次对待这个诱降的农民老头儿算是他最严肃的一次了。但是，他坚持原则，从不苟且，不是一个浑浑噩噩，依违两可的好好先生，非常值得人们尊敬。
这使我想起他以后同我相处中所处理的一件事。年，我团从西安开拔到抗日前线参加有名的忻口战争。从那年的10月1日起到15日止，我团与日军硬拼硬打，坚持了15个日日夜夜，终于把日军阻击下来，使它不得不迂回另一条道路从娘子关进犯了。在这次战斗中，阎揆要身先士卒，从不畏惧，所有官兵也都在他的率领下，人人奋勇争先。当时三营有个姓刘的副营长，贪生怕死，贻误战机，并借故在战地请假回到后方。阎揆要十分气愤，但正当战事激烈，士兵死亡相继，还未来得及给他以处分，就因紧急撤退，调到后方山西隰县进行休整了。
到隰县后，阎趁休整机会请假回陕北葭县家乡。临行时，我特地送了他一程，在路上分别时，他给了我一张纸条，我打开一看：“第三营副营长刘××，在忻口作战，临阵退却，着即枪决。”我看了惊讶不已。因为刘副营长同他是小同乡，又是他的高足弟子，现已时过境迁，应该马虎一点算了。这时，冤不逢辰的刘副营长假满返回部队，与我们狭路相逢。他向我们恭恭敬敬行了一个举手礼并报告说：“我假满回来了。”
我见阎向他微笑点点头，而我却心里更软下来了。等副营长离去后，我便向阎揆要说：“这个条子不办算了吧!”他严肃地对我说：“这是原则。军人怕死，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还能当军人么?几次命令他不听，不顾士兵的生死，在抗战部队中将成为害群之马，留下来又有何用?我们决不能徇私情，贻害人民，你照我的手令办好了。”他这一席话，使我哑口无言。我对他严于律己，待人不徇私情的高尚品质，无限敬佩。后来，我回到团部，只得按照他的意思，将刘副营长贻误战机的事实上报，最后，终于将他处决了。
(四)与红军徐海东部联防备战
西安事变后，红军迅速从陕北向南推进，到达耀县、三原一带，做张、杨有力的后盾。
我团在许家庙一带布防时，中国工农红军徐海东的红二十六军先头部队也进抵这一地区，因此，我们互相间进行联系，以便并肩作战。当时同我们在一起的是称为红军骑兵师的，但实际上并没有骑兵，全系步兵，枪支比较旧些，衣着与农民无别，指战员每人佩一条鲜明耀眼的红布条。他们每到一地，便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水乳交融。早和晚，红军帮农民挑水、劈柴、打扫房屋；白天帮农民种地，在田间共同劳动，有说有笑。不到几天，就亲如兄弟姐妹，难舍难分。如果真的一旦进入战争，他们就可以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深入在群众之中，陷敌人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了。我目睹这一情景，对红军无限羡慕了。
红军的每一个战士都很年轻，精神饱满，脸上老是挂着笑容，非常活泼可爱。他们政治觉悟很高，对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等观点，非常明确，并且随时进行宣传。他们对即将来临的战斗，情绪非常高昂，每个士兵几乎都训练得具有单独作战的能力。这与我们的士兵相比，真可说有天壤之别。我们的部队是按步兵操典教练出来的，动作变得非常呆板，由于官兵之间待遇的悬殊，长官很少关心士兵生活，造成士兵身体不健康。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隔阂极大。由于是军阀式的统治，无法也不可能进行良好的政治教育，战斗情绪变得很差，谈不上独立作战的能力了。加上当时调动频繁，疲于奔命，精神状态与红军相比，自愧不如。
当时，每个红军战士都负有扩军的任务。所以，每个士兵都宣传团结抗日，保家卫国和参加红军光荣等大道理。由于他们政治宣传的鼓动，人民群众中政治空气顿时活跃起来，使得群众都关心国事。不少农民在红军战士动员下，毅然加入了红军，投入了战斗。
(五)王老虎(劲哉)的叛变
冯钦哉叛变以后，据杨的随从参谋兼特务营长宋文梅告诉我：“冯的叛变杨主任感到很伤心。那几天，他愁眉不展，沮丧达于极点。不久，王劲哉也叛变了，他却抑制不住自己的痛苦，竟痛哭流涕了。”
冯钦哉杨虎城为何对王劲哉看得比冯钦哉还重要呢?因为王劲哉原是杨的随身弁目，过去对杨是忠诚的，绰号叫王老虎，打仗极为勇猛，杨因之非常相信他，把他不断地提拔，官升得很快。后来，王升到了团长，在杨的面前仍如做弁目时那样谦恭有礼。如有一次，杨虎城到汉南去督战，因公路遭到破坏，杨自坐的小轿车无法开回西安。王劲哉竟派士兵将这辆轿车抬走十多里，还亲自护送到西安。这样，杨怎么不认为他比任何人更忠诚可靠呢?所以在冯钦哉叛变后，杨虎城还敢手拍着胸脯向左右说：“我不怕，只要有王老虎这一旅人(这时王已升了旅长)，我还是可以干他一番。”可见，杨对他期望之深。可是，在那紧急关头，王老虎居然叛变了，这对他不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么，焉能不特别伤心?军事上的斗争失去了一只腿，自然感到无所措手足了。
后来，杨虎城被蒋介石逼迫，不得不出国去考察时，他召宴了十七路军的团以上将领。他在席上作了个临别赠言，还伤心地谈到这件事。他说：“我即将出国了，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最痛心，就是我养了一只老虎，他不去咬别人反转来倒把我咬了一口，我怎么不痛心。”话没说完，眼泪就漱漱而下。可见，他对此事余痛犹在。
(六)西北军内部人心惶惶
自冯钦哉、王劲哉等先后叛变以后，杨虎城主任、孙蔚如军长、赵寿山师长等主要西北军的负责人，已失去备战的决心，而是一心在安定军心，防止继续发生叛变。对于下层总是疑神疑鬼，不敢轻易信任，以防万一。同时，为了针对当时紧急情况，他们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即派出总部人员深入部队进行肃反工作，因而人心惶惶。
以我们特务团来说，团长阎揆要是共产党员，部队骨干大都是由他的步训班出来的，杨本人也认为是最可靠的队伍，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也不敢完全信任了。当时，就曾经来两次密电说：“据报该团第二营营长孟审言有异动嫌疑，应严加防卫。”对这支部队尚且如此，对其他部队就更可想而知了。
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军的中下级军官，人心动荡。一面害怕蒋介石的大军突然进行袭击，被消灭；一面又害怕上面对他们进行肃反，遭到冤枉。为了防止叛变，将部队调来调去。士兵苦于奔命，使原来具有的那股“抗日救国”、“反对内战”的革命热情，几乎消磨殆尽了，殊堪浩叹。由此可见，一支队伍如果没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没有很好的政治教育，一临大难，必然会有土崩瓦解之势，这在我亲身体会中有深深的感觉。
(七)东北军内部矛盾激化
张学良被扣、受审、判刑等这些恶化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了西安，群情激愤。东北军中原主张杀蒋的少壮派，便把怨恨集中到“放蒋”的高级将领身上去了。
1月29日，在渭南前线的东北军举行了团级以上的军官会议，会上以何柱国为代表的主和，应德田等为代表的则主战，双方争论激烈。结果，主战派占优势，主和者寥寥无几，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主和的高级将领纵观军事形势和政治要求，为了顾全大局，企图扭转这一局势，达到和衷共济，便采取另一措施，即马上急电兰州，请于学忠来西安，重新商议。
何柱国1月30日，于学忠从兰州来西安，高级将领重新聚会商讨，权衡大局仍决主和。少壮派闻讯后，极端不满。记得孙铭九当时在西安见到我曾气愤地对我说：“老谢，我是主张打到底的。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少帅不回来，我们死也是不会瞑目的。”可见他们之间的矛盾，尖锐到了何等程度。
1月31日，在西安的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等六十多名团长以上军官签名，集体到新城去见杨虎城，向他请愿，提出的理由是：“副司令临走时，手令主任指挥我们东北军，现在中央不讲信义，扣留了副司令，我们的一些头头没良心，对此无动于衷。因此向主任请求，蒋介石不放副司令回来，就请指挥我们和中央军拼个你死我活。只要副司令回来了，任凭他如何处理，我们也甘心情愿……”情辞恳切，慷慨激昂，边说边哭起来。最后，抑不住感情，竟放声大哭起来，在场的西北军将领和其他人员，包括杨虎城在内，没有一个人没有流下同情之泪。但是，终以兹事体大，杨不能背着东北军高级将领，做出违反他们意见的任何决定，只得婉言予以劝慰，表示将尊重大家意见，重新与东北军高级将领共同商量，再做出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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