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疫情防控事关每个社会成员，除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外，更需要民众的积极配合，如采取主动接种疫苗、注重个人卫生、减少非必要的人员流动等科学防疫措施，从而以较小的代价战胜疫情。但当时大部分乡民缺乏近代防疫知识，只知沿袭“土法”自救，导致错失救治良机，并助长了乡村疫情的持续蔓延。由于瘟疫蔓延迅速、死者日增且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引发了乡民的恐慌，逃离疫区成为第一反应。
一、进退失据：疫情中的乡民自保之术
年，米脂一带的乡村既无医药施救，又少预防之术，附近乡民“眼见患者一群一家的惨毙，束手无策，大都扶老携幼，流亡逃离，各顾生命，以致患疫之处，十室九空，路断人行”。年夏季，霍乱爆发，“乡民闻风，相率逃命出走，村舍凄凉，交通形同断绝”。如渭南县自8月起，疫情“日趋剧烈，到处皆然，全县死亡，已由余人达余人”，田市镇一带，“每村死亡已十之七八，户绝者甚多，死而无人葬埋者亦不少”，而未染病者“均畏传染之速死亡之易，已各弃业逃避他处”，以致“该镇一带现在竟无人烟”。大量民众逃离疫区实属求生的无奈之举，但却加速了瘟疫的传播。至于困留疫区又不甘束手待毙者，遂设法自救。因乡民缺乏近代医学常识及医药资源，故采取的防疫措施多为刮痧、针灸、用石灰撒房屋、用燃艾草驱蚊、用醋熏法消毒（打醋坛），及服用一些解毒消炎的中草药等土法，其中虽不乏有效之术，但大多为无效之法。另有乡民则向鬼神求助。
年8月，代表“中央大学”农学院参加陕西实业考察团的何庆云，在由南郑至褒城途中路过宗营镇时发现该镇“街市不洁，蝇虫甚多”，民众缺乏卫生知识，不知消灭蝇虫以隔绝疫情，“反而迷信神怪”，“化妆鬼神，以驱瘟疫”。同行的“中央日报”社采访课主任贺子远还发现当地有些居民以“右襟挂衣三角红带”密藏“张天师法咒”之术自保之事。瘟疫之下，民众缺乏近代防疫措施，只能寄希望于鬼神，可叹可悯。尤令人扼腕的是，某些乡民深受迷信思想桎梏，强烈抵触现代医学，终致错失救治良机。年，赴陕北米脂西乡杜家石沟等处施救的防疫处人员就指出：“（当地乡民）狃于迷信，其对科学方法，多不相信，甚且处置尸体，亦多迷信”，防疫处为实行防疫工作进行了百般劝导，可是村民仍不信服。带队的防疫处处长直言：“此地人迷信太深，且距城甚近，为历年米脂鼠疫之原薮”。汧阳县（今千阳县）各乡村亦是“一般民众，忸于迷信，除求神保佑外，不愿调诊，故死亡仍不稍断”。通过现代的医学手段来防治疫情对于个体来说本是一件利己的好事，但因循守旧迷信鬼神的乡村民众对此却并不欢迎，甚至抵制，这无疑极大地加重了基层防疫工作的压力，并在乡村社会酿成更多的人间悲剧。当然，这也与政府长期以来缺乏甚至漠视对乡民的卫生常识普及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缺乏基本的卫生常识与防疫知识，瘟疫期间大部分乡民仍然延续陈旧的并不符合近代卫生观念的生活习惯。
年，陕北旅平鼠疫救济会在报告中指出：“（民国）十七年间（陕北）各县境内突然发现鼠疫，山野间锄犁起处，每有鼠数十或数百出没”，老鼠充斥于田间、住宅，以至于“家家无完全之器具，饮食皆为鼠之剩余”，可是民众惑于迷信，只求神祈佑，任其自然。乡民的衣食住行皆为鼠所“包围”尤不自知，极不注意个人卫生，自然使乡村成为鼠疫滋生的绝佳温床。年，关中霍乱爆发，卫生署派往豫陕两省指导防疫的技正孙润晨调查潼关西安等城市及乡村镇堡后发现，除苍蝇为传染媒介导致“虎疫”猖獗以外，民众不知隔离消毒之重要更是一大诱因：一人患病，竟致使“凡侍疾探病之亲眷，及为病人洗涤衣被之接触者，均罹疫症”，“辗转传播，遂成燎原”。
年，陕西《公共卫生月刊》提及：西安中下层社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极度缺乏，关于卫生问题，更没有正确的认识，“一般民众之衣食住行，实无良好卫生习惯可言，终年而不洗浴者，比比皆是”，加以街道狭小，民众随处粪便，臭气四溢，蝇类繁殖特多，“于是有民国十八年及二十一年发生霍乱，流行猖獗死亡不可计数”。省府西安的情况尚且如此，广大乡村卫生条件之差与民众卫生意识之落后更加不难想象。卫生署技正孙润晨在与记者谈到乡村疫情时指出：由于“乡民不明了虎疫为一种极危险之传染病，故对于预防方法，多不讲求”，以至于不洁净染细菌之饮食物、接触病人或接触新染病菌之物体、蝇子等均成为散播病毒之重要媒介。何庆云在从西安赴镇安途中，发现石嘴子当地的居民极端缺乏卫生常识，在室内养猪以至于“粪尿便溺，蚊虫麇集，每过一村民住宅，则臭气熏人，蚊虫纷飞”，一日就听闻“得虎疫而死者，约有三人”。可见，乡村民众卫生意识的缺乏，也加速了瘟疫的肆虐与蔓延。
二、结论与反思
20世纪0年代初瘟疫蔓延陕西全境，乡村是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受灾尤重。尽管政府、社会与民众均采取防疫措施，但因当时政府在乡村的执政能力不足、医药资源匮乏、民间社会力量弱小、乡村民众意识落后，导致仅有部分乡民能够得到有效救治。正因乡村防疫不足，才导致陕西疫情肆虐三年之久。虽然，在瘟疫肆虐的压力之下，陕西乡村公共卫生工作有所改善，乡民卫生意识亦有所提高。如年8月，陕北鼠疫复发，葭县庙岔村即刻“派人到县署领取疫苗，施行注防。”“虎疫”肆虐期间，白水县“每日四乡民众蜂拥入城，要求注射者，络绎不绝”。
华阴县霍乱扑灭后，“一般乡人，亦较前稍微觉悟，对于清洁，略事讲求”。但并未构建起完善的乡村防疫机制。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中央与陕西省防疫队及陕北各专区防疫队，先后到农村施行免费治疗”，并“建立了广泛的卫生防疫工作网”，使得“城乡卫生面貌大变，初步降低了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控制了鼠疫和真性霍乱。”
结语
然而构建完善的乡村防疫体系，绝非一蹴而就之事抚今追昔，乡村防疫制度的完善必须是在国家主导之下，聚合乡村经济发展、医务人员培养、医疗物资配置优化、人居环境改善与人民卫生意识提升等诸多要素的全方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