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关中西起宝鸡峡、东迄潼关，北靠陕北高原，南邻秦岭山地，东西长约公里，总面积余平方公里。此地是中国古代建都最早、立都时间最长地区，迄今遗留有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为数众多的古墓葬群，其中尤以西周至明清时期的帝王陵寝及高等级侯王墓葬最为著名。这些古墓葬有哪些类型，它们在广袤的关中大地又按怎样的空间顺序排列？本文拟对此予以探讨。
一、关中古代陵墓之类型
西周以来的关中古墓葬，依葬者身份，可分为：帝陵，王陵，帝后陵墓，帝陵陪葬墓，历代诸侯墓及其他名人墓葬等类型。
其一，帝陵。帝陵是关中现存古墓葬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按建陵时代，依次为秦始皇陵，西汉11陵，北朝3陵（北魏孝武帝元修云陵，西魏文帝元宝炬永陵，北周武帝宇文邕孝陵），隋文帝杨坚泰陵，及唐18陵。另有部分墓葬，墓主生前并未做过皇帝，但因追封之故，其墓仍以陵称。如刘邦父汉太上皇陵，北周文帝宇文泰成陵，李渊祖父李虎墓，李渊父李昞墓，及唐睿宗嫡长子李宪墓，玄宗长子李琮墓等，都属于这种情况。李虎在唐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故号其墓永康陵；李昞被追封为元皇帝，号其墓兴宁陵；李宪因让位于弟李隆基，逝后追谥“让皇帝”，故其墓亦号惠陵。李琮因唐肃宗上其尊号“奉天皇帝”，故墓称齐陵。此外，十六国时前秦世祖宣昭帝苻坚墓，习惯上虽不以陵名，然按墓主身份亦可归帝陵一类。
上述帝陵，秦汉陵均坐西面东，主墓道位东面，唐陵则坐北朝南，主墓道在南。依建筑形式，这些陵墓又可分两类，一类堆土为陵，一类开山为陵。
秦、汉、北朝、隋陵，多堆土为陵，唐陵亦有数座属此类。它们是：秦始皇陵，西汉除霸陵外其他10陵，北朝云陵、永陵、孝陵，隋泰陵，唐永康陵、兴宁陵、献陵、庄陵、端陵、靖陵、惠陵。这些帝陵除北朝孝陵封土不存外，其他现均存有外形呈覆斗状的高大封土堆，有的中腰有明显层台，封土之上无其他建筑。
封土陵规模最宏大者，在秦为秦始皇陵，西汉为茂陵，唐为献陵。其中，又以秦始皇陵工程浩巨，葬品奢侈。汉茂陵修建历时五十三年，不仅耗资巨大且葬礼奢华，“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1]p“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2]p然亦难比秦始皇陵。秦始皇陵园面积为茂陵4.7倍，其陵高度亦为茂陵2.5倍。[3]p1-2
开山为陵，汉霸陵创其例，唐昭陵继其踵。史载汉文帝遗诏：“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2]p故霸陵陪葬品“皆瓦器”，陵亦“因其山，不起坟”。[2]p入唐，唐十八陵中十四座沿袭之。于此，开山为陵遂成唐陵主要形式。此法不仅省去堆积巨大封土所需之经年苦役，且亦使帝陵外形愈显雄峻，更主要者，防盗功能倍增。如乾陵，史载其玄阙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4]p故此陵亦成为迄今汉唐帝陵少有之未遭盗掘者。
其二，王陵。此类陵墓主要包括西周王陵与秦王（公）陵。
西周是立都关中的第一个王朝。一般认为，西周十三王中的七位，文、武、成、康、穆、共、幽王，均应葬于关中。[5]周第二代国君季历墓，史载亦位关中。《战国策》云季历墓年久失修，“栾水齧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噫！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固使栾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6]p改葬地为今西安市户县。《吕氏春秋》：“王季葬于涡山之尾，即扈山也。涡、扈相近。”《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皇甫谧曰：‘葬鄠县之南山’”。[7]p
另，今咸阳渭城区周陵镇，存两座南北并列、号称“周陵”之坟冢，前有清陕西巡抚毕沅所立“周文王陵”、“周武王陵”碑，故世皆称之周陵。然征之文献、考古资料，该二陵实为秦陵。[8]成书三国时的《皇览》指出：“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汉惠帝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冢，非也。”成于唐初的《括地志》，也指出此讹传。不过，到唐武则天，此二陵重又被当周王陵敬奉，乃因武则天自认其出于周平王少子武氏一脉，故她在改唐为周后，“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四十代祖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9]p90这样，曾被认作周陵之秦陵，再次被当周陵敬祭，从而使本已解决的问题，变得混乱起来，以致成书于宋初的《长安志》云：“周文王陵在县北十五里，……武王陵在县北十五里。”[10]（卷十三）
除西周王陵外，秦统一天下前诸国君墓葬，习惯上也称陵。目前所知关中秦公陵区主要有雍城陵区、栎阳陵区、毕陌陵区、芷阳陵区等。
雍城陵区位于凤翔县南塬，总面积约21平方公里，是目前所知最大秦国国君陵园区，已探出“丰”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凸”字形、刀把形、“目”字形、圆形等七个类型大墓49座。[11]史载秦德公承其兄武公享国，后将秦之都城迁雍城。都雍期间，秦享国之君十九位。《史记·秦本纪》：“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7]p栎阳陵园，位于栎阳到咸阳之间的黄土原上，为献公以后以至战国中期的诸秦公陵园。《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献公葬嚣圉”，“孝公葬弟圉”，学界疑其地即在栎阳附近；[11]毕陌陵区，系秦迁都咸阳初期所选择王公贵族墓地，秦文王、武王陵在此；芷阳陵区，即文献所载战国中后期的秦“东陵”，[12]p位于咸阳东北约40公里处，今临潼区斜口镇韩峪乡骊山西麓。目前共发现4座陵园，内有“亚”字形、“中”字形大墓10座。考诸史料，可确定葬秦东陵的王公贵族有昭襄王与唐太后、庄襄王与帝太后、悼太子、宣太后等。[13]
其三，帝后陵与帝陵陪葬墓。关中地区此类墓葬数量众多，主要以汉唐时期为主。
西周后妃陵墓，湮没难考。秦之后妃，其陵墓所在今可具体考知者仅两位。一是秦昭王母宣太后，一是秦昭王妃唐八子。《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四十年，“宣太后薨，归葬芷阳”。[7]p“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其葬于先王。”[7]p秦悼太子、昭襄、庄襄俱葬芷阳，以此知唐八子亦归葬芷阳陵区。另有惠文王、武王妃陵，推测可能在今周陵镇。[8]
汉皇帝、后妃之葬同茔不同陵，故西汉后妃陵今见于关中者众。主要有：高祖吕后陵（长陵东），惠帝张皇后陵（安陵西），文帝窦皇后陵（霸陵东南），文帝母薄太后南陵（霸陵西南），景帝王皇后陵（阳陵东北），昭帝上官皇后陵（平陵东南），宣帝王皇后陵（杜陵东南）、许皇后“少陵”（杜陵正南），元帝傅皇后陵（渭陵东北）、王皇后陵（渭陵北），哀帝傅皇后陵（义陵东北）及平帝王皇后陵（康陵东南）等。这些后妃陵墓距帝陵数百米或数千米不等，形制亦多同于帝陵而规模较小。[14]
西汉帝陵陪葬墓，多散布帝陵东数百米至数公里范围内。墓群或南北并列，或东西并列，封土多圆锥形，单冢、双冢、三连冢，形式不等，数量庞大。如长陵有陪葬墓70余，萧何、曹参、张良、周勃等墓葬位列其中；安陵现存12座，鲁元公主、张敖、陈平、张仓、袁盎和杨雄等墓葬列其中；阳陵原34座，现有丘垄者11，始于年的考古发掘表明，此陵园陪葬墓区总面积3.5平方公里，陪葬墓数量极其庞大，只是墓主名位难考；[15]茂陵陪葬墓可确定者，存封土、较大者14。葬有卫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上官桀、阳信长公主等，其中5座有独立墓园；[16]平陵封土保存较完整者11座，封土不全者12座，葬有夏侯胜、朱云、窦婴、张禹等；杜陵，从地表现存封土知有陪葬墓62；渭陵，其东北及南面有俗称“二十八宿”及“七妃冢”的两组陪葬墓，现存18座。文献载王凤、冯奉世、王莽妻等葬此；延陵陪葬墓今存7，名位难考；义陵陪葬墓15，分布于陵园东、南面。除以上陪葬墓外，武帝李夫人墓，成帝班婕妤墓，亦在茂陵、延陵陪葬墓群之中。[17]p1-15
唐帝、后多同陵合葬，史载14座唐陵存陪葬墓，今名位可考者，仅献陵、昭陵、乾陵、泰陵数座。其中，陵园周长达60公里的昭陵，为目前所知古代帝王陵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者。域内皇帝国戚、文武臣僚墓葬，除封土不存、无法考知者外，仍存余座。墓主计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徐懋功（李勣）、张士贵、郑仁泰、长乐公主、韦贵妃等。[18]昭陵而外，唐陵中现存陪葬墓较多的是乾陵，有17座。著名者如章怀太子李贤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永泰公主墓，大臣墓如薛元超、杨再思、刘仁轨、高侃、苏定方、薛仁贵等均葬此。[19]
除昭陵、乾陵之外，今所知唐其他帝陵陪葬者多为太子、公主，陪葬之名宦今知有高力士墓（泰陵），[20]郭子仪（建陵）、[4]李怀让（建陵）等。[21]p
另外，汉唐后妃陵也有并不附葬帝王陵园者。今所保存较完好的汉钩弋夫人赵婕妤云陵，唐武则天母杨氏顺陵，即是如此。钩弋夫人为汉武帝妃，葬云阳（咸阳淳化县铁王乡大圪塔村），其子汉昭帝追尊皇太后，起云陵邑于陵墓西北；[22]武则天母之墓称顺陵，也是武则天称帝后追封（孝明高皇后）、改称之结果。它们虽名为后妃陵，却并不具有陪葬墓性质。
其四，除陪葬墓之外的其他历代将相侯王及名人墓。关中地区自西周以来长期是天下政治、文化中心，故留下了大量历代将相侯王及名人墓葬。以目前已列为国家或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者计，主要有：
春秋至秦代：老子墓，扁鹊墓，王翦、王贲父子墓，秦二世墓；汉：陈平墓，娄敬墓，陆贾墓，马援墓，司马迁祠墓，苏武墓，班固墓，东汉太尉杨震墓，公孙贺墓，蔡文姬墓；北朝：北周骠骑大将军、南阳郡开国公叱罗协墓；唐代：于志宁墓，令狐德棻墓，杨贵妃墓，杨珣墓，李重俊墓，韦泂墓，柳公权墓；五代：李茂贞墓，冯晖墓；宋代：寇准墓，杨砺墓，赵瞻墓，张载墓，陶谷墓；明代：秦藩王墓群，计有十三代秦藩王、一世子墓葬。另有王澂、马理、王九思、胡登洲、吕楠等人墓葬；清代：李颙墓，刘古愚墓等。
此外，还有被列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墓，如位于眉县常兴镇白家村的白起墓，位于今西安临潼区戏河之西、临马道北的蔺相如墓等。
以上即关中古代陵墓类型之大略。
二、影响关中古代陵墓空间布局的因素
从空间分布看，数量庞大的关中古墓葬看似杂乱，实则有章可循。概言之，影响其空间布局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王朝政治、行政中心区位影响古墓葬布局。
此尤以西周以来诸侯国君、帝王天子及其亲族近臣墓葬最为典型。这类墓葬多呈聚葬状态分布，聚葬之层次、密度虽各代有别，然其共同特点都是：多位处关中腹地，且均依王朝都城或行政中心布局。
西周王陵因“不封不树”，其确切墓址至今难觅，然相关文献所载其聚葬性质及葬地接近王朝政治中心的情况，却十分明确。《孟子·离娄》云：“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焦循释云：“毕，文王墓，近於酆、镐之地。”[23]p《逸周书·作雒解》：“（成王）九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24]p《史记》云：“所谓‘周公葬（於）毕’，毕，在镐东南杜中。”[7]p这些文献都指出了文王、武王及周公葬地在“毕”。学界关于古“毕”地究系关中何处，有争议。一说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即古镐京东南之毕原；一说在今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接壤处之周原，[25]而这两处，都曾是周人政治活动中心。《史记?周本纪》：“（古公亶父）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7]p至文王，再“自岐下而徙都丰”。[7]p故，西周王陵无论位处岐山“毕”还是丰镐“毕”，周人贵族墓葬的位置均靠近其政治中心却是不争的事实。
秦陵区位置可考，其空间布局，甚至比西周王陵更清晰地展示着秦人政治上东进的历史进程。
雍城地处关中西部，是秦人从甘肃东部入关中后建立的第一座历时漫长的都城。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至献公二年城栎阳止，秦都雍城年。考古勘查表明，雍城“总体格局是由城址、陵区、国人墓地及效外离宫别馆四部分组成。……雍水之南为国人墓地，再南便为秦公陵园，陵墓隔河与雍城相望。离宫别馆则分布在城之东、南、西三面，如同繁星拱月一样，拱卫着都城。”[12]p71-72也就是说，秦雍城陵区实质是其都城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前年，秦献公“城栎阳”；公元前年，献公子孝公再徙都咸阳。栎阳“故城位于陕西临潼县武屯乡关庄、王宝屯一带”，[12]p92而秦咸阳宫遗址在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一带，两地近在咫尺。从献公迁都到秦二世胡亥亡秦（前）这一百七十余年，秦政治中心从关中西东移关中腹地，秦陵区亦随之东移。这就证明秦陵在关中的布局，完全是适应其政治发展形势之需要。如献公、孝公向东迁都后，秦惠文王、悼武王父子及其后妃之葬地，均转移至今咸阳塬，[8]而到雄谋大略的秦昭王继位后，他和他的子孙们却葬于更东面的临潼。这说明秦陵区之空间变动，确乎是追步于其都城之转移的。
汉唐帝陵及其庞大陪葬墓群的布局，也没有突破上述规律。
以西汉11帝陵空间分布为例。除文帝霸陵、宣帝杜陵位处渭河以南白鹿塬北端，及今西安南郊少陵塬外，其余陵寑均散布于今咸阳兴平市豆马村至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这段绵延40余公里的渭北平原上，其绕都城长安分布的格局十分清晰。一字排开的九座帝陵之正南位置，正是汉长安城，而群陵如张开之两翼，自北紧紧拱卫京城。唐十八陵，则以更大的、东西约余公里跨度，均匀散布西起乾县、东至蒲城的渭北平原，它们展开的是一个比汉陵区更大的扇面，群陵均背山面原，两翼展开，与长安隔渭河相望，也形成一个从北面拱卫京城的形势。
由此可见，汉唐帝陵都是以其都城为参照作整体规划的。这一点也可从以下事实看到：首先，汉唐两代开国帝王均葬京城之东，而后来的汉武帝茂陵、唐太宗昭陵，却都选址于长安之西较远处。二者都为两朝前期雄主，他们的陵园位置，也都恰好从相反方向对应前代帝陵，从而在整体布局上，维持了汉唐陵区以长安为中界的“东西平衡”。其次，汉唐帝陵尤其唐陵陵园之营建，也在模仿其都城空间格局，学界于此有论，不赘。[26]
与帝陵情况相类，后代入葬关中的藩王陵墓之布局，也是以其行政中心布局且相对集中。如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少陵原、鸿固原及凤栖原上的明秦藩王墓葬群，墓葬年代从洪武二十八年（）至嘉靖四十年（），历一百七十一年，其墓区修建也具有上述特点。[27]
除国都或行政中心之区位决定关中帝王陵寝空间布局外，与王朝政治相关的丧葬制度及宫廷重大人事变故，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关中帝陵的具体布局。仍以西汉为例，11座帝陵空间上分做以长安北长陵为中心的主陵区，及以长安东南霸陵、杜陵组成的东南陵区。何以如此分布？学界讨论热烈。刘庆柱、沈睿文等认为，这是受当时昭穆制度制约之结果，[28]也有人反对此说。[29]今从渭北汉帝陵排列顺序看，自西至东依次为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景帝阳陵，[30]其空间分布上的昭穆位序事实上并不能完全否定。如高祖长陵，其西3千米乃惠帝安陵，东5千米为景帝阳陵，正与昭穆制合。至于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单列长安东南，及平帝康陵之位置不遵循昭穆制等情况，考虑以下背景并不难解：汉文帝当初是在周勃、陈平等支持下诛诸吕、以皇弟身份登帝位，汉宣帝本昭帝堂孙无资格继皇位，是霍光等废新帝刘贺后拥其为帝，故二人均非前任皇帝正嗣，不走昭穆序列而自辟陵区，却正由各自即位背景决定。至于平帝康陵之位置不合昭穆制，有论者指出乃王莽专权破坏葬仪之结果。这些恰都说明，帝陵之空间安排，绝非与都城及朝廷政治无关。
其二，墓主故里决定墓葬空间布局。
关中地区历史上名人辈出，归葬地多为其乡梓。如王翦、王贲父子，秦频阳（富平县）人，王翦墓位今富平县到贤镇纪贤村永和堡，王贲墓亦在富平美原镇；司马迁祠墓，位处今韩城市南十公里芝川镇南门外、黄河西岸梁山东麓，司马迁本人正是韩城龙门镇人；汉武帝时曾任丞相的公孙贺，汉北地义渠（甘肃庆阳）人，《彬志》载：“汉公孙贺故宅，在县西二十五里，今呼孙村（水口乡）”，其墓亦在今毗邻庆阳的彬县水口乡祁家崖村；班固，汉扶风安陵人，墓在今宝鸡市扶风县张家沟村；苏武，汉杜陵人，墓在今武功县武功乡龙门村，也未远离杜陵；马援，汉扶风人，墓在今扶风县城西伏波村；唐太宗十八学士之一于志宁，京兆高陵人，墓在今三原县陵前镇兴隆村；令狐德棻，宜州华原（铜川市耀州区）人，墓在今耀州区杨河村；柳公权，京兆华原（耀县柳家原）人，墓在耀县阿子乡让义村；宋代杨砺，今户县庞光镇杨家堡人，墓亦葬此处；寇准，华州下邽（渭南市）人，墓在今渭南市官底乡左家村；北宋思想家张载，关中眉县人，曾讲学于眉县横渠，墓亦在今眉县大镇谷迷狐岭，同地所葬还有其父张迪、弟张戬；北宋四世名臣赵瞻，今存其《赵枢密瞻神道碑》系宋代名臣范祖禹撰文，蔡京书写并篆额，赵本人为周至县二曲镇辛头寺人，墓亦在今二曲镇辛头村；其他如明前七子之一王九思，著名学者吕楠，胡登洲等，分别为今西安市高陵县、户县及咸阳市渭城区人，他们的墓葬今也留存其地。
名人故里决定古墓葬在关中的分布，也可通过名人家族聚葬墓区之位处来考察。如，西安市潼关区吊桥镇杨氏墓区，存东汉太尉杨震及其子孙墓7座，唐宋时，墓区仍存杨震、杨统、杨著、杨馥四人碑各一，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等均有著录，而杨震墓、杨馥墓坟丘今仍存；[31]华阴县岳庙乡油巷村，有东汉司徒刘崎及其家族墓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考古发掘，清理墓葬5座，出土了“刘崎之印”及“司徒之印章”；[32]唐代显要门阀之一韦氏，自北周来世代显宦，势倾中外，其家族墓园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的韦曲原之南、北里王村，此处不仅有唐中宗李显韦皇后之弟韦泂墓，更发现了大诗人韦应物墓志。[33]p
其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或墓主生前活动地决定古墓葬空间布局。
以重大事件之发生而造成古墓葬分布格局者，如扁鹊墓、蔺相如墓、秦二世墓、秦子婴墓、苻坚墓、杨贵妃墓等。以墓主生前活动地为葬地者，如老子墓、陈平墓、陆贾墓、张载墓等。
扁鹊姓秦名越人，战国时期渤海郡莫州（河北任丘）人，入咸阳，“秦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鹊，使人刺杀之”，[34]（卷三）其死地为临潼骊山脚下，故其墓亦存此处，国内他处虽称有扁鹊墓，然“当以临潼者为近是”；[34]（卷三）秦二世被杀于秦咸阳外之望夷宫（泾阳县蒋刘乡），不得入葬秦陵区，而以庶人仪葬宜春苑，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一处半坡存其墓，正与其死地南北相望；前秦苻坚公元年攻东晋，淝水一战惨败，两年后被姚苌擒而缢杀新平（彬县）大佛寺南，故其墓亦存今彬县水口镇一低洼土壕内；杨贵妃死于马嵬坡，今咸阳兴平市马崽镇有其墓（或为衣冠冢）。
有的墓主并非关中人，然因去世于关中，故其生前所在地也就决定了葬地之所在。如老子，本楚国苦县（河南周口鹿邑）人，晚年隐于终南山楼观台，其墓亦位于今西安市周至县楼观台西大陵山；汉初陈平，本阳武（河南原阳东南）人，晚年居住关中，其墓也在今西安市户县石井乡曹家堡西北；陆贾以吕后专权病免，卜居漆县（永寿县），故其墓亦在今永寿县店头镇；李茂贞，深州博野（河北博野）人，唐末五代时久居凤翔自称岐王，卒于此，故亦葬于今宝鸡市金台区陵塬乡陵塬村。[35]p1冯晖，魏州（河北大名东北）人，史载其“至灵武，抚绥边部，凡十馀年，恩信大著。官至中书令，封陈留王。”[36]p墓亦在今彬县。
除上述方面外，地理环境因素也是影响关中古代陵墓建筑空间布局的重要原因。关中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原高土深的地层构造为陵墓修建提供了先天条件，同时，因古人在墓址选择上向来重视风水堪舆，故墓址周围微观的地形地貌对陵墓空间区位的影响就不可忽视。郭璞《葬书》云：“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37]也就是说，墓址的选择，以得水藏风为基本原则。关中北部山势延艮，山峰突兀，其适合修陵建墓的山环水抱之处比比皆是，今所见唐十八陵，当年都是山环水绕、龙盘凤栖的气宇葱茏之地。由此可知，关中各地的地形地貌特点，在此地古陵墓空间布局中也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3]袁仲一.秦始皇陵与西汉帝陵的比较分析[M]//秦文化论丛（第八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4]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扶风、岐山周代遗址和墓葬调查发掘报告[J].考古,(12):17-21.
[6]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8]刘卫鹏,岳起.咸阳塬上“秦陵”的发现和确认[J].文物,(4):62-72.
[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10]宋敏求.长安志[M]//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考古研究部.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J].考古与文物,(6):96-.
[12]王学理.秦物质文化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
[13]赵化成.秦东陵刍议[J].考古与文物,(3):56-63.
[14]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J].文博,(5):3-11.
[16]岳起,等.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3-13.
[17]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M]//文物资料丛刊6.北京:文物出版社,.
[18]人文杂志丛刊编委会.唐太宗与昭陵[M]//人文杂志丛刊第六辑.西安:陕西省社科院,;沈睿文.唐昭陵陪葬墓地布局研究[J].唐研究(5),:-.
[19]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M]//考古学集刊(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高力士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6):21-32.
[21]李昉,等.华州刺吏李公墓志铭[M]//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
[22]姚生民.汉云陵、云陵邑勘查记[J].考古与文物,(4):39-44.
[23]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
[24]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5]岳连建.西周王陵位置初探[J].文博,(2):42-45；岳连建.周公庙西周大墓性质管见——兼谈西周王陵问题[J].文博,(5):19-20；郑红利.与西周王陵相关的几个问题[J].文博,(6):30-34；
[26]权东计.唐昭陵与长安城空间关系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63-67；秦建明,等.唐初诸陵与大明宫的空间布局初探[J].文博,(4):43-48.
[27]肖健一.明秦藩家族谱系及墓葬分布初探[J].考古与文物,(2):93-98.
[28]沈睿文.西汉帝陵陵地秩序[J].文博,(3):17-23.
[29]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J].文博,(5):51-59.
[30]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J].考古与文物,(1):29-33.
[31]陕西省文管会.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J].文物,(1):56-66.
[32]杜葆仁,夏振英,呼林贵.东汉司徒刘崎及其家族墓的清理[J].考古与文物,(5):45-56.
[33]马冀.新发现的唐韦应物夫妇及子韦庆复夫妇墓志考[M]//西安碑林博物馆.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34]临潼县志[M].清乾隆四十一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六十五年印行。
[35]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五代李茂贞夫妇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
[36]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
[37]郭璞.葬书[M]//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赞赏
长按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iOS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转账支持。
中科荣膺公益中国如何识别白癜风症状推荐文章
热点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