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发
拂晓战友汇（ID:fxhj）
作者
宁屯业
年底，我所在的三营（欠九连）奉命开赴华阴农场，执行军农生产任务。华阴农场地处陕西省华阴县（现华阴市），原为三门峡库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苏（联）关系交恶，三门峡水利工程下马，这里成了一片泽国。年，刚入陕不久的21军，奉命组织所属部队进驻华阴，进行军垦。至此，21军华阴农场（后简称华阴农场）宣告成立。华阴农场经过多年建设，到我去的那一年，已具相当规模。全场设一个总场，四个分场（军直、各师各一个分场）。我营所在的第一分场，属于61师管辖，位于华阴农场最西端。它西与西安庆安公司农场、解放军国防科委渭南基地农场为邻，北与陕西省农建师、解放军华阴农场第二分场、第三分场相连，东与总场和第四分场相接，南靠88号信箱（火炮试验基地）和华阴县夫水镇。境内有罗夫河、大（荔）华（阴）公路从南向北穿过。它是华阴农场地势最高，自然条件最好、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分场。（一）三营进驻华阴农场以后，全营（欠九连）四个连队加营部共五个单位，从西向东一字摆开，分布在四个点上，其中营部和三炮连一个点，其它三个连队各一个点。营部和三炮连这个点在分场最西侧，与罗敷火车站南北相望，大华公路从其东侧二三里处南北穿过。▲在华阴农场三营部驻地，前排左起：教导员王生义、营长樊春林、副教导员白安斌与营部战士（二排右一为作者）合影留念。
七连和三机连在大华公路以东、罗夫河以西地区。两个连队紧挨一起，中间相距仅一里多地。营部和三炮连、七连、三机连三个点，方圆几十里没有村庄，周围全是军队和地方农场。每个连队跟前都有一个大水泥场，它是夏收时晾晒、堆放小麦的地方。八连住在营部的东南面，是离营部最远的一个连队。这里除建有堆放麦子的水泥场以外，分场的各种仓库，晒种子用的土场也建在这里。连队旁边有一个村庄叫武旗营，离华阴县城不远，离总场只有二三里路程，与桃下火车站南北相望。当时，这个村子有个城门楼很气派，且保存完好。不难看出，当年这里的盛况。武旗营旁边还有一段铁路路基，已经废弃多年。据说，当年陇海铁路从此通过。后来这里成了三门峡库区，陇海铁路因此南移至秦岭脚下。由于离总场近，八连平时还担负着总场的一些勤务，连队看电影、洗澡都在总场。（二）营部门前有个鱼塘，它是一分场境内唯一的一个制式鱼塘，这个鱼塘虽然不算太大，但由此演绎出来的故事，影响却不小。三营进驻华阴农场以后，属于分场的生产营，受分场和团双重领导。由于远离团队，中心任务是生产，所以团里管得少。农场工作季节性强，生产分场管得很细，有关生产上的事情，营里基本上没有插手的机会。有的工作营里管不了，有的工作营里想管，但未必能管好，搞不好还会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在华阴农场千亩油菜田，我（左三）与战友合影留念。
营长樊春林是个老营长，也是个明白人。他不会自寻烦恼，干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到华阴农场以后，他学起了姜太公，拿起钓鱼竿，在营部门前的鱼塘里垂钓。开始，他把这只当作务心慌的事情，偶尔为之。但是后来，却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投入。他让通信班到田里给他挖蚯蚓、让炊事班和釉面做诱饵，每天钓鱼前，还要亲手在垂钓的地方撒上几把秕麦作引子，吸引更多的鱼儿来觅食上钩。对于钓鱼的诱饵，他很讲究。当时，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蚯蚓。他说，你不要小看鱼钩上短短一截蚯蚓，把它放在水里，就好像一个小红灯笼似的，鱼儿在水下老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它。他晴天戴着草帽，雨天穿上雨衣，不管晴天雨天，刮风下雨，坚持不断。营首长的餐桌上经常能见到他钓的红鲤鱼或甲鱼。这样时间久了，有好事者就开始调侃。给他起了个既风趣又诡秘的绰号——“工兵营长”。在团里，他的绰号本来就已经够多的了，有中国的、外国的。在华阴农场时间不长，却又增添了一个新绰号，使他一举成为团里的绰号名人。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电影《渡江侦察记》在全国火爆上映。举国上下，没有人不知道。影片里有个国民党工兵营长，因钓鱼被解放军侦察兵捉了“舌头”，致使国民党军队长江天堑布防图丢失于解放军之手，最后导致长江防线失守。当年一提起“工兵营长”，人们都知道是咋回事。这事后来一直传到了天水，传到了团领导和机关那里，使本来在团里还小有名气，有一定影响、甚至很有发展前途的他，一下子声名扫地。大家把他与《渡江侦察记》中玩忽职守的“工兵营长”相提并论。他的名誉毁于一旦。▲在华阴农场，我（后）与战友刘建设（前左）、上官宝生（前右）留影。
在营部门前小小的鱼塘里，他还干了一件影响非常大的事情。年秋的一天，他估计年底营里要撤回天水，亲自组织指挥住在鱼塘岸边的营部及三炮连，进行“百人鱼塘捕鱼”活动。当时营里没有渔网，他采取最原始、最古老的办法，运用人海战术，把营部和三炮连一百多号人全部赶下水去，自己亲自带头，每人手持一根棍棒，把鱼塘里的水搅浑，试图浑水摸鱼。在他的亲自组织和带动下，鱼塘里的水确实被搅得浑浊不堪。这时，水里严重缺氧，鱼塘里大大小小的草鱼、鲤鱼、鲢鱼，等等鱼类，一个个仰头浮出水面。它们把头朝向天空，张开那可爱的小嘴，挣扎着呼吸新鲜空气。这个时候，只见南方籍的战士，顺手轻轻一抓，鲜活的鱼儿就成了他们掌中之物。北方籍的战士，面对活蹦乱跳的鱼儿，就显得有些笨拙。他们不是连连扑空，就是让快到手之鱼跑掉。胆小一点的战士，看见浮出水面之鱼，准备用手去抓，但当鱼儿碰到他们的手臂以后，却下意识的把手缩了回去，使到手之鱼溜之大吉。他们虽然有劲，但往往是公牛抓麻雀，有劲使不上。即便这样，北方籍战士还是不服输，不示弱。他们拿起搅水棍，见鱼儿就打。小小鱼儿，那能招架住他们这一闷棍。棍棒之下，有的鱼儿被打昏，漂浮于水面，他们伸手过去，手到擒拿。有的因为用力过大过猛，一棍子过去，不是把鱼的脑袋打得开花，就是把鱼打得皮开肉绽。面对这野蛮行径，营长却不答应了。他在鱼塘中大声疾呼，只准官兵用手在水里捉鱼，不允许任何人用棍子在水中乱打，及时制止了这种残忍的做法。在营长的亲自组织和带领下，一百多人在鱼塘搅水捉鱼的场面壮观非常，一点也不亚于当年毛主席畅游长江时的盛况。这样的活动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举动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部队是年轻人的世事。他们血气方刚，年轻气盛、朝气蓬勃，干事图痛快，工作不服输，这是年轻人的秉性，也是部队的特色。自然界也很有意思，大难来了各自飞（跑）。草鱼、鲤鱼、鲢鱼等，当干部战士把水搅浑时，只有仰头伸嘴、浮出水面吸氧求生，却被战士活活生擒。鲶鱼、甲鱼看似鬼头鬼脑，从鱼塘边悄悄上岸，却被早早布防在那里的战士抓个正着。
田螺、河蚌等贝类，只能在水下挣扎。北方籍战士抓鱼不行，抓它们却很在行。因为田螺、河蚌在水中一旦接触到人体，就顺势下沉，战士们轻轻一抓就到手。通过营部和三炮连干部战士齐心奋战，收获可真不小。营部值班室前，平时盛水的水泥池子里放满了鱼，营部和三炮连的行军锅也都装的是鱼。就在这时，营长发话了。他让管理员通知各连，到营部领鱼。▲大哥（中）表弟（左）前来华阴农场看我，在华阴县夫水镇照相馆留影
部队是一个战斗集体，军事共产主义的影子时常在这里闪现。干部战士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他们有难同当，有福共享，从不计较。营部和三炮连辛苦了半天，他们的劳动果实，全营官兵共同分享，大家非但毫无怨言，反而感到非常荣光。上岸以后，他们虽然个个浑身泥巴，但却沉浸在无比愉快和丰收的喜悦之中。我在水中虽然没有捕捉到鱼儿，但是拳头大小的田螺、河蚌等贝类，却活捉了不少。我把它们一个个打烂，从中取出了一大盆光鲜的贝壳肉。我端着它去找医助，他和我的想法一样，就怕其中有寄生虫作祟，所以不敢盲目食用。如果放在现在，我想，这些美味一般不会轻易放过。因为现在的人们什么都敢吃。人们经常调侃广东人，说他们地上四个腿的，除了桌子板凳不能吃之外，什么都能吃。天上飞的，除飞机不能吃外，什么都敢吃。其他地方的人们，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练，与广东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也是见什么吃什么。不过，那个时候的人们，尤其是部队，在吃的问题上，还是很守规矩、非常谨慎的。因为血吸虫病、丝虫病等病原微生物，都是寄生在河塘贝类之中，由此而造成疾病的传播或流行，谁也担不起责任。因此，面对一大盆鲜嫩的贝类肉，我们只好忍心的把它倒掉才放心。后来时间不长，这件事就传到了分场。分场领导为之惊诧。他们说，分场建场多年，生产营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却没有见过这样竭泽而渔的。团部队胆大、强悍，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干，过去只是听说过，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次还真的领教了。（三）三营进驻华阴农场以后，全营人员医疗关系仍在团里,防疫、防病、治病所需药品和医疗器具，全部由团里供应。当时,部队实行实物供应制，营以下部队不能自行采购药品和医疗器具。因此，每个季度营卫生所，都要派人从华阴农场返回天水，到团卫生队领取药品和医疗器具。在华阴农场，分场和生产营各有卫生所，但两家不存在隶属关系，业务上不相往来。分场卫生所只管分场本部人员防病治病工作，生产营的防病治病由生产营自己解决。对于生产营需要住院治疗的病员，可持分场卫生所介绍信，到临潼解放军第26医院、西安医院（医院）和宝鸡解放军第60医院去诊治。为方便起见，分场把已经盖好章的介绍信，放在营卫生所，营卫生所根据病员病情，代行职责，直接开具外出就诊，医院去诊治。▲年春节前夕，我从华阴农场返回天水，到团卫生队领药时，途径西安，在钟楼前留影。
在华阴农场，营里有一个好传统。凡战士外出就诊，营里都派人送诊。我曾先后到临潼解放军第26医院、宝鸡解放军第60医院送过病号，医院看过病人。利用这些机会，先后到西安、临潼、宝鸡等地的公园、动物园以及名胜古迹观光游览、在地标建筑前照相留念。当时，这些地方都设有固定照相摊位，照完相，留个地址，照片就寄到部队。过去，我在好多城市的好多照片，都是用这种方式留下来的。当时，一张黑白照片只有几毛钱，人们还感觉贵，照不起。有好多地方，我本想照张相片作个留念，但常因手里不太阔硕而放弃。不像现在的人们，拿上手机相机，走到哪照到哪。华阴农场地域宽阔，连队居住分散，卫勤保障任务十分繁重。当时，医院进修，医助有时不在营里，营卫生所工作，有时由我“主持”。这样以来，无形中把我推到了第一线。这对于我来说，既是一种锻炼，也是一个考验，更是一次机遇。当时，营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马车和营首长的几匹马，这些都不能作为营卫生所的交通工具。为解决卫生所下连巡诊困难，医助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下连巡诊时骑着。如果医助不在，自行车我还不能骑。因为当时团里有“禁止战士骑自行车”的规定，面对农场现实，对于我，后来营里也网开一面。▲年春节前夕，我从华阴农场返回天水，到团卫生队领药时，途径西安，在兴庆公园留影。
华阴农场地处库区，也是疫区，营卫生所既要负责全营人员的防疫防病工作，还要担负来营属各连锻炼学生的防疫任务。当时，全营打一次预防针，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平时连队战士有病到营卫生所诊治，也不容易。营卫生所到连队巡诊，也存在诸多困难。尤其是晚上，干部战士有病，诊治困难就更大了。所以，离营部近的七连、三机连、三炮连，一般晚上战士发烧，连里送营卫生所留置观察。远离营部的八连，由营卫生所出诊处理。刚到华阴农场的一天晚上，三机连有个发烧病号，送营卫生所留置观察。当时，营卫生所只有一张检查床，让他临时住在上面。营卫生所的门，用的是挂锁，风一吹就开。到了后半夜，病号烧退了之后，我回宿舍休息，让他在检查床上休息。为防我走后风把门吹开，我走时从外面把门用锁子挂上。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没有顾上洗漱，就去看他，了解病情。谁知，门一打开，一股臭味扑鼻而来。我一看地上的污物，就知道是咋回事。我问他为啥不喊我开门上厕所？他嘴里叽里咕噜，所问非所答。说地上的污物，不是拉的，是他吐的。我见状只好无语。正准备去收拾。不等我动手，他一咕噜从检查床上爬起来，在火炉旁拿起炉铲，铲上炉灰，洒在污物上，将其清理干净。那个时候，部队条件艰苦，战士还是老实。▲年元旦，在西安大雁塔留影。
一天深夜，八连有个战士发烧，因天黑路远，营里给分场要了一辆嘎斯车，送我到八连去看病号。当时，部队汽车很少，司机很牛。虽然是公事，但总感到深更半夜让人家出车，有一种有求于人、亏欠人家的感觉。那天晚上，我运气还不错。出车司机名叫徐社娃，陕西富平人，比我入伍早一年。一路上，我俩有说有笑，话很投机，最后几乎成了朋友。那个时候，华阴农场的生产路，还没有铺沥青，都是砂石路，虽说不很平坦，但坐在驾驶室里，感到还是很舒坦的。汽车开动以后，车外一片漆黑，车前的两股灯光把砂石路面照得很亮。过了罗夫河桥，突然，一只兔子出现在车前，顺着车光朝前迅跑。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驾驶室，也是第一次晚上到连队看病号去，所以，感到很好奇。司机看出了我的心思，主动与我搭讪。他说：在农场晚上出车，经常能看到这种情况。说着说着，他把方向盘朝外一打，汽车灯光改变了方向，兔子随之消失在黑暗的田野里。“晚上的兔子就是这样。当它遇到车灯时，就会顺着灯光一往无前。当车灯突然改变方向，它就顺势跑向一边”。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这样给我说。不知不觉，我俩已经到了八连。我看病号病情严重，就没有再费神，用汽车把他直接送到总场卫生所去了。总场卫生所平时不对外，他们主要负责总场干部战士、职工家属的防病治病，从不收治下面送上来的伤病员。因为八连离总场近，平时又担负总场的勤务，所以他们破例收下了这个病号。▲年夏天，我送八连炊事班长王仓善到临潼26医院住院时，在华清池留影。
那个时候，西安来华阴农场锻炼的学生很多，陕师大、西安不少中学，都和农场建立了挂钩关系，每逢农忙季节，他们都派学生到农场学军支夏，劳动锻炼。一次，西安市85中学生，到华阴农场参加支夏劳动。当时，他们住在八连。按照农场规定，凡是来农场劳动锻炼的人员，和部队一样，一律都要打预防针。因此，营卫生所到八连给连队打完预防针的同时，也要给在这里劳动锻炼的学生一并打预防针。从理论上讲，接种和打预防针，都会有一定比例的人员出现过敏反应，严重的还会出现过敏性休克，这属于正常现象。因此，部队每次接种打预防针时，都要把急救药放在一边，随时做好抢救的准备。当时我在部队接种打预防针已经多年，经我之手接过种、打过预防针的人数，已经不少。但是，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有过敏反应的情况。这次在八连，也是如此。我们非常顺利的给全连官兵打完了预防针。可是，轮到学生，意外却出现了。八连卫生员刚给一个女学生打完针之后，她就当场晕倒，不省人事。这种情况，我虽然从来都没有碰见过，但是，每次接种打预防针，都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当时，我表现的非常淡定。首先让在场的师生，把出现过敏反应的学生，抬到阴凉处平放。然后用银针在其人中、涌泉、足三里等穴位针灸。与此同时，还准备好了一支付肾素，在针灸无效的情况下，准备注射。在此基础上，我让连队领导赶快给分场卫生所打电话，请求他们前来救治。分场卫生所孙所长闻讯火速赶来。这时，出现过敏反应的学生已经苏醒。他询问了我抢救过程以后说：“你抢救的方法对路，处置得当，抢救符合程序”。他还说：“只要我们按照抢救程序和要求办事，即就是出现意外，医务人员也没有责任。”还有一次，也是在八连。一天晚饭后，八连去总场看电影。全连扎腰带、带小凳，由副连长黄成谦（年入伍，陕西汉中洋县人）带队，徒步向总场赶去。途中，黄副连长的一个熟人开了一辆卡车，正好从连队旁边经过，主动提出送连队一程。当时，华阴农场都是简易公路，卡车转弯时，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汽车梆箱被车上的战士压断了。顿时，车上战士如同下饺子一般，三四十个被摔进路边干涸的河渠里去了。当场10多人晕厥，10多人爬不起来。副连长吓坏了，司机吓坏了。好心帮了倒忙。连队在报告营里的同时，也打电话报告了总场。总场接到报告以后，让连队迅速组织力量，医院进行抢救。连队把有自觉症状的30多人，及时送到当时在华阴医疗条件比较好的桃下（地名）“十冶”医院进行救治。营长教医院，看望伤员，了解情况。在医院经过检查，大部分战士相安无事，于当晚就回到了连队。有自觉症状的七八个人，当晚留院观察。但值得庆幸的是，没有一个有生命危险的。营连领导放心了，各级领导放心了，大家都放心了！营长教医院，医院做好留院观察人员的工作，并将情况及时报告营里。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留院观察和治疗，受伤人员全部出院。比较好的处理完了善后工作，营首长非常满意。在华阴农场，尽管军医外出学习进修，医助有时不在营里，但营里对我很放心，对卫生所的工作也很满意。有付出就有回报，有作为才有地位。我的付出、我的作为，营里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把我列为干部苗子，进行培养。（四）年3月，按照年度党员发展计划，营部党支部准备发展我入党。这是老兵复员前，营部发展的最后一批党员。可是，当时正值老兵复员，营部决定让卫生员蔡信得（陕西子洲人，年12月入伍）复员，他提出组织问题解决了以后再走。▲在华阴农场，我（前右）与战友刘建设（前左）、谈志福（后）合影。
蔡信得原为八连卫生员，因病长期住院，组织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年10月，新卫生员季维德（年2月入伍，甘肃岷县人）从师卫训队集训结束回到连队以后，八连卫生员一下子由编制的1人变为3人，出现严重超编。营里把他和时任卫生员苗振博（年12月入伍，陕西乾县人）同时调到营部，解决了连队卫生员过剩的问题。蔡信得入伍时间长，兵龄老，但到营部时间并不长。因此，营部年度党员发展计划没有他。出于同情和怜悯，在他即将复员之际，营部答应了他的要求。然而，老兵复员期间，团里对战士党员发展卡得很紧，严禁没有计划，突击发展。营部没有办法，只好变通着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医助出面找我做工作，让我发扬风格，先把入党名额让给蔡信得,等老兵复员以后，再发展我入党。我只好委曲求全，答应了要求。老兵复员以后，团里齐庆正副政委带团工作组，来到华阴农场，对三营进行考察。齐副政委在团里分管干部工作，到华阴农场以后，他要对三营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有一天，他找我谈话说：“你要是想提干，就必须下到连队去锻炼，不能老待在营部”。他知道我是从七连调到营部来的，所以，让我下到七连去锻炼。齐副政委找我谈话，那个时候，作为战士的我，还是有些胆怯，有些紧张。当时部队规定：战士提干，必须经过连队这一关，不能从机关（包括营部）直接提拔。我的组织问题还没有解决，就匆匆忙忙下连准备提干的事情，我感到这样做，风险未免有些太大。还是步步为营，一个事情一个事情办为好。当时，我内心是这样想的。▲在华阴农场，我（前）与战友刘建设（中）、刘贵业（后）留影。
那个时候，部队提干，首先必须是中共党员。不是党员，提干根本没门。同时那个时候，在部队入党，要求严格，比较规范。刚调入一个新单位，马上就入党，解决组织问题，绝对不可能。解决组织问题，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考察期。我在营部，老兵复员以后解决组织问题，没有任何悬念，它是铁板上钉钉子、十拿九稳的事情。下到七连，先不说提干，就是解决组织问题，也得有个过程。弄不好还会鸡飞蛋打，提干、入党两落空。当时我的想法很多，但集中一点，就是不想下连，尤其是不想下到七连。因为我考虑，下七连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其一是七连新任指导员，是刚从团政治处下到七连去当指导员，他在七连单枪匹马，没有根基。七连连长孙建华（年入伍，宁夏中卫人），是连队的老人手。我在七连当新兵时，他就是副连长。所以说，他在七连，可谓呼风唤雨、一手遮天；其二是新任指导员与我是老乡，同时俩人差不多同时到达连队，容易给人留下我是指导员带到七连的印象；其三是我如果下到七连，老连长和新指导员如果闹矛盾，搞不好就把我夹在中间受罪，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他俩矛盾的牺牲品……况且我同新指导员非亲非故，以前素不相识，相互间并不了解。因此，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必要一定要下到七连，去趟这个浑水。当时营里从工作方面，也是这样考虑的。军医在西安进修学习还没有回来，医助有时不在位，卫生所这一摊子，还需要我来支撑。营里的从卫生所工作上的考虑和我现实的想法歪打正着。因此，营里领导多次找齐副政委反映情况，反复与团工作组协商沟通。最后，团工作组经过再三考虑，认为三营远离团队，在华阴农场单独执行任务，情况特殊，采纳了营里的意见，把我作为特例，继续留在营卫生所工作。▲华阴农场，我（左）与战友刘建设（右）留影。
年5月，老兵复员以后，营部首先兑现了“老兵复员以后发展我入党”的承诺，为以后提干奠定了基础，扫清了障碍。后来七连的情况，远比我预想要糟糕。时间过的真快，眨眼间就是农场一年一度的夏收。这一年，七连的两个政工领导合谋，利用夏收农场小麦转运之机，把一卡车小麦从连队晒麦场拉回老家私分。事情败露以后，他俩双双锒铛入狱，刑满释放后，按战士复员处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如果当时我冒然下到七连，这件事情尽管不会与我有多少联系，但是我提干之事，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那还确实是一个未知数。（五）年春节过后，团政治处保卫股长刘茂仁，从甘肃天水专程到陕西华阴农场，处理八连战士何相友，里应外合盗窃部队农场小麦的事情。营里让我带三机连班长张振国，到何相友老家，陕西商南县外调，调查其入伍前的表现和发案前后家里的反映。出发前，刘股长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俩在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途中不要与任何人，谈论有关外调的事情，晚上必须住宿在县城，不准在乡下过夜，防止发生意外。那个时候，从华阴到商南没有直通汽车，必须绕道西安转车前往。我俩从华阴罗敷火车站坐火车到达西安，当晚下榻在西安火车站附近的解放饭店，第二天从西安搭乘到商南的公共汽车。在解放饭店，我让服务员早上五点半钟就要把我俩叫醒。可是，第二天早上还不到五点钟，我就自己醒来了。当时，我没有手表，只能到服务台去看时间。我从小就有个习惯，凡是出门，想几点起来，第二天早上，一定会提前醒来。因此，与我一起出差的战友，不需要操心睡过头的事情。当时，从西安到商南，翻山越岭，路途遥远，不太好走。早上我俩从西安坐第一班公共汽车，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到达商南县城。那个时候，商南县城不大。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一个投弹远的人，从商南县城这头投弹，就能投到县城那头去。当时，商南县城的服务楼，是县城里最好的宾馆。每个房间住3人，每张床位八毛钱，我俩包了一间。战士出差，包房住宿，相当奢侈。如果不是出发前刘股长专门做了交代，给一百个胆，我俩也不敢。当天晚上县城停电，服务楼在所难免。因此，晚上照明，只好点着蜡烛。当时，有一种情况，使我感到惊讶。县城刚一停电，服务楼的楼道、楼梯、客房，都迅速点亮了蜡烛。我想，如果不是经常这样，服务楼早有准备，停电以后，不会有这么多蜡烛在那里伺候，也不会很快就能点亮。如此看来，在这个小县城，停电是家常便饭。早上起床以后，我俩坐公交车，向何相友老家赶去。何相友老家位于鄂豫陕三省交界处，是一个一声鸡叫听三省的地方。他所在的公社，坐落在一座大山底下。公社门前是一条省级公路，公路旁边是一条季节河，季节河对岸是一片开阔地。这条川道还比较宽阔，在商洛大山深处为数不多。因此，可以推断，这里可能是这一带比较富庶的地区之一。公社干部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俩。那个时候，部队外调的事情很多，入党、提干、结婚等都要发函或派人外调。据说，地方单位，也大同小异。因此缘故，当我们讲明来意之后，公社干部带着我俩，首先沿着公社门前那条省道上了山。这座山，位于三省交界处，顺着省道继续前行，下了坡就是湖北地界，从山梁向左走不远处就进入河南境内。在山上，公社干部如数家珍，给我俩详细介绍了这里的情况。从他对这里的熟悉程度和老道的介绍不难看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带人到这里来了。这可能是当时公社的一个惯例，把来公社办事的人，统一带到山上去参观，以此来宣传推介他们公社。如果是这样，我想在那个年代，他们的理念已经相当超前。从山上下来，我们一起来到河滩。这时，只见这里，红旗飞舞，人山人海。有的社员拿着铁镐，挖土抱石；有的社员抬着竹筐，搬石运沙；有的拿着瓦刀，精心垒坝，整个河滩里，一片繁忙。我们一边走，公社干部一边给我俩介绍情况。他说:“这段时间，他们把全社青壮劳力统一集中到这里，早出晚归，学习大寨，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战，整修治理这条河道。”说着说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何相友所在大队的劳动会战现场，公社干部让大队书记从参加劳动会战的社员中挑选了七八个社员代表，和我们一起上了河滩，在工地附近的一个电房里开座谈会，落实我们外调的事情。▲在华阴农场，我（后排左）与刘建设（前排左）、上官宝生（前排右）、刘贵业（后排中）、李振文（后排右）在夫水镇照相馆留影。
座谈会上，社员代表争相发言，他们把何相友入伍前的表现，说得天花乱坠，和雷锋差不了多少。一方面，可能是何相友入伍前，在大队本身表现就好。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参加座谈会的社员代表误会了。他们以为我俩外调，可能是为何相友提干而来。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中已经有好几个人参加过这样的座谈会，所以他们说好不说歹。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时的何相友已经在部队犯了罪，我们是来调查取证的。座谈会以后，我拿着座谈会发言记录，让他们一个个在上面签名画押按手印。
从电房出来，公社干部带我俩去见何相友的父亲。当着公社干部的面，我问何相友父亲，儿子最近回来过没有？他最近给家里写信没有？
面对我的提问，何相友父亲冷冰冰的回答:“没有”。我看他一问三不知的样子，知道何相友已经好长时间，已经没有与家里联系了，他犯罪的事情，家里并不知情。按照刘股长的要求，到此为止，我俩已经完成任务。在工地上，我俩与公社干部以及何相友父亲分手道别，直接到公路上去等公交车去了。这时，只听见后面有人大声呼喊:“解放军、解放军……”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何相友父亲在后面追了过来，他一边跑，一边喊。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一下子就把我给搞懵了。是不是谁泄露了机密，他知道了风声？当时，我不由得心里紧张了起来。当何相友父亲气喘吁吁跑到我跟前，紧紧拉住我的手，恳请我到他家里做客时，我悬在半空的心，这时才放了下来。何相友父亲说:“他家离这里不远，儿子母亲去世早，是他一手把他拉扯大的。”他又说:“儿子当兵走了以后，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他想在家里给我俩荷包几个鸡蛋，让我俩吃了以后再走。”他还说:你俩大老远从部队来，到他家连一口水都没有喝，他心里实在过于不去。我俩走了以后，村里人都责备他，嫌他没有把我俩留下吃一顿饭……何相友父亲一席话，说得我俩哭笑不得。当时，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的何相友在部队已经犯罪了，但是，远在家乡，老实巴结的父亲却还蒙在鼓里，并且还做着儿子提干的美梦！他还指望着儿子在部队提干，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哩！说到这里，还真的应验了中国一句古话，可怜天下父母心！何相友的父亲个头不高，脸上有几颗麻子，一看就是个苦命人、老实人。就这样，我俩带着几分伤感和遗憾，怀着非常矛盾的心理，离开了何相友的父亲和他的家乡。
何相友利用晚上站哨之机，与地方不法分子勾结，里应外合，盗窃部队农场小麦。事情败露以后，被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进行劳动改造。（六）
年月，八连司务长朱廷让（年12月入伍，陕西长安人）调团后勤处财务股工作，营里给我下了八连给养员的任职命令，准备让我到八连接替司务长职务。我随即离开营部，前往八连赴任。八连连长宋国斌（年入伍，江苏启东人）考虑连队给养员买粮、买煤又买菜，整天与油盐酱醋打交道，油乎乎、脏兮兮，出于好心，他让我先住在连部，干卫生员的工作，等司务长命令下了以后，再走马上任。▲八连连长宋国斌（前右）、指导员张介中（前左）与连部人员（后排左起：通信员刘建国、作者、军械员兼文书张忠诚）留影。
7月的一天，营里突然接到团里电报，让我去甘肃天水，到团政治处干部股报到。营里以为是提干，让我到团里去体检身体。可是，到了天水，却出乎预料。团里让我报考第四军医大学。过去，军队人员上学，以部队推荐为主，文化考试仅供参考，史称“工农兵”大学生。年，地方恢复高考。次年，军队院校实行招生改革，把各部队推荐的优秀干部战士，统一组织文化考试，从中择优录取上学。这一年，师里分了3个报考第四军医大学名额，其中干部1人，战士2人。医院X线技术员（干部）、师医院文书、还有我一起参加报考。当时，全师个建制团，只有1个名额。师里把这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了团。团1个卫生队，3个营卫生所，20多个连队，几十个卫生员，又把这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了我。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当时从我个人实际看，它却无异于赶着鸭子上架。因为那个时候我离开学校已经三四年了，学到的东西基本上都忘得差不多了。又因为，从知道让我参加考试到实际考试已经没有几天时间，复习明显来不及了。同时还因为，我从华阴农场到团里，以为是提干体检，根本不知道是考试。所以，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加之在天水人生地不熟，高考复习缺乏资料等等。因此，参加高考我力不从心。俗话说，临阵磨刀，不亮也光。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坚持积极准备，认真复习，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背水一战，有尿没尿撑出尿了。开始，团里安排我在团招待所复习，由于那里有臭虫，晚上把我咬得铜钱大的疙瘩，全身一个挨着一个，我已经没有办法在那里继续住下来复习。后来，只好搬到了四连，吃住在同乡战友陈交通那里。陈交通当时已经提干，在四连当排长。他是全团提干较早且进步特别快的战友之一。入伍以后，我俩走得近，联系多。所以在招待所复习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搬到了他那里。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复习，最后到兰州参加考试。当时，考点设在在兰州军区第二招待所。考试结束以后，医院进行体检。由于连日复习劳顿，我的视力出现严重疲劳。体检时，裸眼视力不足0.。后来，不知是高考成绩欠佳还是体检未能通过的原因，高考再无下文。在去兰州考试之前，我到团政治处干部股报到时，正好见了齐副政委。他问我：“复习的咋样？”我说:“已经离开学校三四年了，好多东西已经记不得了。”齐副政委也很爽快，他说，“压力不要太大，能考上了去上学，考不上了回来提干。”一听这话，我简直高兴死了。这无疑给我吃了定心丸，使我忐忑不安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许多。心想，这回真的是进了保险箱。上大学不行，回来提干更好。所以从兰州考试结束试以后，我没有一点压力，直接回华阴农场去了。▲在华阴农场，战友上官宝生（前）改转分场职工后，与我（后左）和战友刘建设（后右）留影。这在当时是一件大喜事，解决了他的农转非问题，从此，战友上官宝生就成了国家正式职工，开始吃商品粮了。
两个多月过去了，考试非但没有一点消息，八连司务长的任职命令却已经到了。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任职命令不是我，而是别人。原以为是“双保险”的事情，就这样一下子全都黄了。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一时半会想不通！团里领导不是亲口给我说的吗？怎么说变就变了！煮熟的鸭子难道还真的会飞？后来听人说，团里在配备八连司务长时，七连连长孙建华正好在团里，干部股找他了解情况时，他重点汇报了他们连给养员李高春的情况，并反映我在八连不是给养员，是卫生员。现在仔细想想，当时团里的出发点应该是对的。但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考虑，问题出在过于乐观上。团里以为同往年一样，上学主要靠推荐，其他都是闲的，因此估计我上学的事情，十拿九稳，不会有任何问题。这样一来，三营的两个干部苗子，都可以用。一个上学，一个提干，两全其美。谁知道这一年上学，却以文化考试为主。情况完全出乎预料。我高考名落孙山，八连司务长却木已成舟。李高春任职命令到八连以后，营里感到把我继续留在八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又把我从八连调回营部，直接代理营部书记。年底，我营在圆满完成军农生产任务以后，奉命返回甘肃天水归建。这个时候，我营在华阴农场执行军农生产任务已经整整两年。返回的具体时间，我现在虽然记不清了，但是，有一个时间节点以及返回途中的一些事情，我还是记得非常清楚的。我记得，在返回的闷罐子火车上，由我组织营部人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新闻公报。这就是说，我们离开华阴农场、返回甘肃天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的事情。当时，前往华阴农场接三营返回归建的团政委朱宜恩，以及团工作组也和我们一道坐着闷罐子火车返回。这足以体现过那个时候官兵一致、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的官兵关系，以及部队和领导的工作作风。▲作者简介：宁屯业，男，陕西省乾县人，年10月出生，年12月入伍，年5月入党，年12月至年7月参加老山地区防御作战。历任步兵连战士，营部卫生员、书记，团政治处组织股干事，连队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负责人，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团政治处宣传股长，团政治处副主任(以副顶正)、主任，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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