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过去了，曾经的知青已不再年轻。曾经揪扯着亿万人心扉的上山下乡运动，也逐渐远去，成了被许多人淡忘的历史。可是他们不愿这段历史被人忘记。因为它是知青们用青春与激情、用汗水与泪水、甚至是用鲜血与生命写就的；知青这一代，为此付出得太多了。
学派之争由于私人关系或者工作关系，西农（就是西北农学院）的老师经常有来华阴农场的。他们的交谈有时候很有意思。
“咱们头儿批准讲摩尔根了。”
“啊？他还有那见识？他有小学毕业的文化吗？听说原来是管农村的干部。”
遗传学有米丘林、摩尔根两派，本来是学术之争，但苏联却把问题政治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跟着只讲米丘林学说，不许讲摩尔根。中国当然也跟着苏联，批判摩尔根理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情况才逐渐有所变化，各大学准许讲摩尔根理论了，但一般人还是心有余悸，尽量不提到摩尔根。
“你猜他是怎么说的？头儿说：没有木耳根，怎么长木耳呢？”
“哦这样啊，我说呢，他怎么……他是把摩尔根当成木耳根了。”
“头儿对这个问题还有研究，说以前的木耳有根，现在没有了，还说……”
“不过说实话，这些年讲米丘林，我觉得他的理论也有道理。他强调实践，跟毛主席的实践第一观点一致。”
“可是摩尔根理论的基础是基因，与毛主席‘内因是第一位的原因’一致。”
“毛主席说内因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原因，没说外因就不是原因呀。”
“我认为内因是主要原因，就生物学而言是唯一原因。比方说吧，我只是打比方，不是骂人啊，你们畜牧系的人天天喝牛奶，但没有一个变成牛的，也没有出现牛的特征。不过你们是红光满面，我们作栽系的面黄肌瘦罢了，我们不论有怎样的外因，终究还是人呀。”
由于涉及到“喝牛奶变牛”和“畜牧系身体好”的问题，后来吵起来了。学者们吵起架来起先还是很文雅的，后来也说粗话，很有意思。
家信连队没有邮局，也没有信箱。邮递员把信送到场部，各连把信取回来。没有专人，都是顺路带回来的。信拿回来以后放在连部，各人自己去取。
有人告诉有我的信，我连忙去取。
“我的信呢？”我翻着，忽然发现信在连长手里。
他竟然在看！
“你——”
连长慌忙把信装到信封里，一边胡乱解释：“头上有汗，我擦汗，结果就把信打开了……”
我很气愤地拿过信。信确实是被汗水浸开的，信里面只有简单的几句家常话。当时报上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顾政委发现我是坏人，到一连来开始文化革命，讲话号召大家揭发我。
但当时我人身还是自由的，连长不该私拆我的信，所以他也不敢公然撕开信，而是设法把信用汗水弄湿。他也自知理亏，所以很狼狈地做出可笑的解释。
他真的相信我的信里有反动言论或者特务密码。
两年之后之后我被逮捕判刑，他可能庆幸当时私拆我的信件虽然缺德而且违法，但却很“正确”。
十年之后我平反回场，他（已经高升为政委）很尴尬地和我握手，说他代表党委怎样怎样，还说“你受委屈了。”不过他心里可能还是不后悔私拆我的信。
错误与正确有时候很难判断，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性：善还是恶。
回忆袁迪生有一天早上，我独自一人到大堤上用俄语朗诵高尔基的《海燕》。哦不，不是朗诵，是背诵。我很喜欢这首散文诗。用俄语读起来一重一轻，像四拍子的进行曲一样。
“你会俄语呀？”突然有人问我。
“不会，只会念一些课文。你是二连的？”
“是，我叫袁迪生。”
“我知道你。哪个‘迪’字？”总不会是敌人的敌吧。
“‘由’字坐车车。”
“哦——那你是在外国出生的？”
“我外祖母在西伯利亚。”
我突然注意到袁迪生的相貌：一副俄国伊凡的样子！圆脑袋、黄眼睛，头发也好像不是黑色而是深棕色的。我原来怎么没注意到呢？
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他外祖母是俄国人，可不知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的祖父和父亲，也没有说到过他的母亲。我也没问过。他说他只回过西伯利亚一次。他一般不跟别人提起自己的俄国血统。一般人也不知道他有苏联亲戚。那个时候中苏关系紧张。
他不会说俄语，知道一些俄语单词，但不知道“祖国”呀、“人民”呀、“集体农庄”呀这些单词。我学过俄语，考试分数倒是很高，但是也不会说俄语。所以，“俄语”是我们的共同话题，却不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袁迪生比较腼腆——应当说是比较谨慎，甚至有些害怕什么的样子。我到他宿舍去过，他用小扫床笤帚很快地扫着本来就很干净的床，招呼我坐。
“你们在场部，看报纸方便吧？”
“一个办公室一份。不过现在大家都不太相信报纸。”
“啊你怎么说——”他脸都变色了，几乎要捂我的口。我也感到失言了。后来就换了话题。
社教的时候，袁迪生自杀了！他没到二十岁，自杀什么呀？
自杀的还有一连的张英华，也是不到二十岁。张英华的尸体就那么直接埋到土里，上面压了石头，连长还让大家都去踩一脚，“让他永世不能翻身！”
袁迪生怎么埋的，不知道。后来没有宣布自杀者罪行，也没有追究责任人，就这么过去了。
袁迪生为什么死的，没人直接去追究，但是有猜想。他肯定不是因为“反革命”之类的原因，他平时出言很谨慎；也肯定不会是叛国之类的原因，一般人的印象中他是纯正的中国人。那就只可能是当时最常见的原因：男女关系。
但这太荒唐了！根据我与他的交往，他不会有这一方面的行为，也根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心思。
但是传言说就是这一方面的问题。
女方是谁？自己交代还是有人检举？
传言说：他是偷看女厕所，有人检举。
当时的运动重点似乎就是这类问题，检举揭发很多，受害人、目击者，还有“提供线索”的人、证人，好像大家忽然都“觉悟”了，积极投身运动，发现了许多过去没注意到的问题。而且当时还有一种很坏的当然规矩：别人提意见，不能反驳，要回去好好从自己检查。
那么袁迪生的问题是谁检举的？传言集中在某某人身上。
我知道这个名字，现在记得也很清楚。但还是不说了吧，一来这个名字本身也只是传闻，二来当时有那么一种“左”的政治空气：确实有一些努力真诚追求进步的人，而且众人对“左”似乎也容忍、害怕和接受。
人的品质——善良、无私、信用等——比政治态度重要得多。人和人的观点、看法可以不同，但人应当是善良、高尚的。
袁迪生，我的好朋友，那么善良、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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