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初，“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①。其中，上郡是秦代西北边陲的重要政治、军事重心，其南临京畿内史地区，是秦都咸阳北方的屏障，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地位。有秦一代，中央政府对上郡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秦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加强和巩固上郡西北边防重中之重的地位，并由此进发开拓了阴山以南的今河套地区，推动了上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对后世该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综合考察秦代对上郡的具体经略措施，有助于理解该地区社会文化风貌的特色及其发展脉络。
从历史上看，上郡的沿革发展，有一个曲折的过程，而上郡归于秦，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商周时期，上郡地区属鬼方，陕西历史博物馆即藏有出土于这一时期陕北地区的鬼方青铜器，有鼎、簋、爵、匕、勺等，其匕柄部饰有蛇首，勺柄铸有造型生动的羊首和虎食羊饰等，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鬼方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已比较成熟，并且其带有明显的与中原文化不同的北方草原文化的色彩。商代武丁、帝乙等时期，都曾与鬼方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西周时期，鬼方北部的一个劲敌，西周青铜器铭文及《诗经》等典籍中多处提到的“猃狁”实际上就是鬼方的一支，小盂鼎铭文中还记载了周康王三十五年时与鬼方的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情况，光割下死者的耳朵就有四千八百只，可见战争的惨烈②。从此鬼方在此区域衰落。可以说，在商周时期，在今天陕西北部、山西西部直到内蒙古的大片区域里，中原政权始终未能在这一区域里实行过有效的统治，而此一区域中的土著居民，也并未融合到华夏族中去，二者的文化虽有较多交流及融合，然仍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
春秋时期，秦国崛起于西方，秦穆公时，扬鞭跃马，势力已达黄河西岸，但最先称霸于春秋之时的晋文公，却先下手攘白夷，开西河，占据了这一片区域，中原政权才正式在这里行使治理权。到战国时，魏国因之设立了地跨黄河两岸的上郡，这也是上郡得名之始，。同时，赵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进占了今河套地区，也在魏上郡北边筑城圈地。大体上，此一区域为戎狄、魏、赵三分，秦国尚无染指之力。
商鞅变法后，秦国力大增，以“复缪公之故地”之名义，围绕上郡之地与魏国进行了反复的争夺战。按《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献公二十三年（前年），“与魏战少梁（今陕西韩城县南），虏其太子。”秦孝公八年（前年），“与魏战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斩首七千，取少梁。”秦孝公十年（前年），“卫公孙鞅为大良造，伐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降之。”秦孝公十一年（前），“卫鞅围固阳（今陕西榆林），降之。”魏惠王三十一年（前年），“秦商君伐我，虏我公子。”秦孝公二十三年（前年），“与晋战岸门（今山西河津县南）。”魏襄王二年（前年），“秦败我雕阴（今陕西富县城北）”。秦惠文王六年（前年），“魏以阴晋为和，命曰宁秦。”《集解》：徐广曰：“今之华阴。”魏襄王五年（前年），“与秦河西地少梁。秦围我焦、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秦惠文王九年（前年），“渡河，取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汾河南）、皮氏（今山西河津县）。围焦，降之。”秦惠文王十年（前），“入上郡于秦”。《史记·秦本纪》记载云：秦惠文君“七年（前年），公子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八年，魏内河西地。”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史记·魏世家》记载云：魏襄王“五年（前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予秦河西之地。”直到公元前年，“魏尽入上郡于秦”，魏之上郡才全部归于秦的版图。公元前年，秦在魏上郡的基础上，设置上郡，郡治于肤施，在今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东南。然而，这恐怕还不是秦上郡的全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年），“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就是说，到秦昭王时，秦又将上郡向西扩展，与新设立的北地郡相邻，这大约才是秦代上郡的基本范围。秦昭王长城也是从北地郡自西南而东北直修到上郡的。
秦代的上郡究竟领有多少属县？目前尚无一个确切的考证数字。《史记》之《秦本记》、《秦始皇本纪》、《河渠书》等对之均无交待。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注明秦上郡置县有四，马非百先生撰集《秦集史》时，于《郡县志》之上郡，只能根据文献零星记载和少量考古资料认定秦上郡属下八县。有关秦汉上郡的沿革损益问题，目前一般只能从《汉书·地理志》了解到汉代上郡领县有二十三县，但对秦上郡的领属则仍无确切考证。按《汉书·地理志》所记载，“上郡：户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万六千六百五十八。县二十三：肤施，独乐，阳周，木禾，平都，浅水，京室，洛都，白土，襄洛，原都，漆垣，奢延，雕阴，推邪，桢林，高望，雕阴道，龟兹，定阳，高奴，望松，宜都。”问题在于，汉代在上郡又新设了几个县，如雕阴道，龟兹等，况且秦、汉上郡领属县数并不相同。清人全祖望曾曰：“战国为郡，文侯以来即有之。然魏之西河自焦、虢、桃林之塞西抵关洛，其界最广。秦以其东界并入内史，而西界并入上郡。汉分置者，特秦上郡所属地耳”。③据全祖望语，汉之西河郡乃是从秦之上郡中分置者，则秦之上郡版图应包括汉西河郡在黄河东岸地。全祖望此语应该说是很有些根据的，如年内蒙古准格尔旗勿尔图沟秦墓出土秦十二年上郡守寿戈上，就有“广衍”铭文④，而广衍在汉代系西河郡属县，其故城址就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勿尔图沟；年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出土的十五年上郡守秦戈⑤，该戈刻铭文：“十五年上郡守寿之造，漆垣工师乘，巫鬶，冶工隶臣？”（正面），“中阳”，“西都”（背面）。西都及中阳在战国时均属赵地。《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十年（前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阳”，并成为秦上郡所属县，而“中阳”与“西都”也都是汉代西河郡属县，其故城址在今山西省西部中阳至孝义一带。可见，秦代的上郡范围要远远大于汉代的上郡，其东界就是汉代河西郡的东界，与太原郡相邻。由于汉武帝时将上郡河东的地区分出设立西河郡，使得上郡只余二十三县，在秦代，上郡属县应远不止此数的。大体上说来，秦代的上郡，是包括了今陕西省铜川市以北在内的渭北、陕北地区，山西省西部及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的广大区域，在这一区域内，以黄土高原地貌为主，西北部及北部为草原性地貌，生产方式以农耕与游牧并存，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衔接与混杂融合的一个较为特殊的区域。
秦代对上郡的经略，首先是着眼于加强北方安全的军事性目的。秦始皇从公元前年开始，到公元前年，10年间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关东六国，统一了天下。此时能够被秦始皇视为威胁的，只有北方的匈奴。从战国时期起匈奴就一直是中国北部三国（秦、燕、赵）的边患所在，迫使秦、燕、赵三国分别修筑长城加以防备，然而此时的匈奴尚未统一，力量尚未发展到足以大规模进犯的程度，还不足以构成秦王朝真正意义上的实际威胁。为了预防隐患，始皇命大将蒙恬率军三十万镇守北边，驻防地就在上郡的郡治肤施（今陕西绥德县东南）。这一举措，凸显了上郡的重要国防战略地位。
还有一层战略意义，是上郡正好可以作为秦收复河南地的前进基地和后方保障基地。《史记·匈奴列传》载，赵武灵王时“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就是说，阴山南麓的河套地区，曾经是本属赵国的河南地，如果此地不被收复，在秦始皇心目中，应该是不能算作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况且，黄河自今甘肃兰州转流向东北方向后，在今内蒙古高原的二级台地上流速徐缓，便于引渠灌溉，使得河套地区成为中国沿边最适宜农耕的地区之一，作为极为重视功利的始皇，不可能放弃这一地区。更重要的，是“河南地”与上郡南北相邻，与今河套地区只隔着一片平坦而广阔的鄂尔多斯草原。对于上郡的安危来说，河南地是一道屏障，无论谁占有了河南地，谁就有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所以，收复河南地，也必然成为秦始皇的一个战略选择。《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二年，“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这里又号为“新秦中”，《史记·匈奴列传》《正义》服虔云：“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饶之地七百里，徙内郡人民皆往充实之，号曰新秦中。”从这一得名看，秦始皇对于河南地是寄予厚望的，期望将这一地区经营成为像秦的老家关中一样富饶、人民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可以说，秦始皇所采取的这些战略步骤，是极具有远见的、前瞻性的举措。如果与西汉前期的形势作一比较，更可以看出，经略上郡、夺取河南地，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保持国家强大、发展农业文明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楚汉战争时，匈奴趁中原内乱之机夺取了河南地，立马扬鞭上郡郡治肤施，“（冒顿）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⑥仅在文帝三年、十四年、后六年时，匈奴就曾三次越过上郡，直接威胁西汉都城长安的安全⑦。到了武帝时期，汉向匈奴展开反击，战役展开首先也是指向河南地，夺取了河南地之后，汉匈力量对比即随之发生有利于汉的转化。这样看，秦、汉的北部边防战略是大同小异的，具有一种内在的连续性，只是由于秦代国祚太短，秦始皇时期所采取的一些经略措施的效果尚未完全显现，而留待了汉代得以继续完成。
秦始皇经略上郡的重要举措，首先应属修筑沟通上郡与内地的交通干线——直道。始皇二十七年，即刚刚统一天下的第二年，秦始皇便“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⑧此举带有很明显的巡视西北防务的含义，当然对军事通道的重要也有了切身体会，恰恰也就在这一年，秦始皇下令在全国大修驰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七年，治驰道。”这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的决策，可以肯定的说，正是因为秦始皇看到如果没有通畅的军事通道，一旦边防紧急或出现内乱，将会直接影响援兵和军用物资的运输，也会直接影响到王朝统治的稳固，当然也包含不便于他本人巡游天下，宣扬赫赫声威的因素在内，这才有了“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⑨的雄伟壮观的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出现。到了秦始皇三十五年(前年)，秦王朝凭借军事实力将匈奴赶到阴山以北，北部边防成为重点，便在这一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湮谷，直通之”⑩，修治了从京畿直达北方边防前线的直道。还有圣人道，“在(真宁)县东九十里，秦皇北筑长城，开运粮道。秦以天子为圣，故名。”⑾
按著名秦汉史学者林剑鸣先生所言：直道“全长一千八百里（约合今一千四百里），是从秦首都咸阳至秦北方九原郡最捷近的道路”。“正因直道有这样巨大的军事意义，所以工程进展很快。这一条一半修筑在山岭上、一半修筑在平原草地上的道路，从公元前二一二年(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动工，至公元前二一O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就完成了。总共只用两年半的时间，是秦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又一奇迹。”⑿笔者前数年曾从陕西淳化到内蒙古东胜、包头，分段实地考察了秦直道遗址。从考察中所见，陕西旬邑的石门关段、两女寨段、富县桥山（子午岭）段等等直道遗址路面仍很清晰完整，甚为平坦，路面一般宽5-7米，最宽处达十几米。所谓直道“堑山湮谷”，实际上是基本沿子午岭的走向在半山坡较高处修筑的，因地势较高，因此无雨水冲浸之虞，路面靠山顶一面堑为斜坡形，道理与现今山区修公路一模一样，路面夯实，并铺有细“料浆石”以利渗水。夏日直道路面外的杂草长有五六十厘米高，十分茁壮，但直道路面上的草稀疏发黄，仅长有二三十厘米，对比之下，直道路面显得格外清晰。在遇到有河流的地方，也并非是“湮谷”，而是修筑桥梁。直道富县段现存一处引桥的遗址，因修公路已将遗址毁坏大半，但仍可看出秦直道的走向。
直道进入榆林段后主要行经在黄土地貌和毛乌素沙漠中，多已湮没不清，目前已由有关部门正在做秦直道榆林段的勘查工作，并已取得明显成果。在内蒙古东胜至九原段，因二千年来雨水冲刷，修筑在黄土地上的秦直道已不复当年景象，须仔细辨认方可看出其大致走向。有一点须特别指出，即秦直道沿线，相隔一定距离，必有一两座高台夯筑的建筑遗址，如旬邑两女寨和东胜等地，经考察，似为专为瞭望、守备、报警之用的，它们一般都地势较高，视野开阔，地面现存大量秦汉砖瓦碎片，似有烽燧遗迹。总的来看，秦直道大部行经于上郡，是秦代专为沟通边远地区而修建的一条快速通道，其意义几可与今日之青藏高原铁路相媲美，确实称得上是“秦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又一奇迹。”
秦代另一项经略上郡的措施是迁徙人口，“徙民实边”。“徙民实边”是秦、汉王朝先后均实行的一项共同国策，为加强北部边防，开发边郡，以移民实边和屯田等措施，来促进边地的开发和增强守军的后勤补给能力。秦王朝统一前，就实行了对西北的移民，如始皇二十四年(前年)“秦灭楚，迁大姓于陇西，囚居天水。”⒀“上官氏，楚王子兰为上官邑大夫，因以为姓。秦灭楚，迁陇西之上郑。”⒁始皇二十六年(前年)，“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今甘肃泾川)”。⒂等等。秦代除前述始皇三十三年“徙谪，实之初县”外，还于公元前年“徙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如果按《汉书·地理志》所记载，“上郡：户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万六千六百五十八”来加以比较，则秦始皇这一次就从内地迁徙了相当于汉代上郡几乎三分之一的户数和人口来“实之初县”，其规模和秦始皇开发边地的决心与气魄确实也是令人惊叹的。
秦代的这些做法，当时并未多加说明，但到了西汉时晁错却做了一个全面阐述。《汉书·爰盎晁错传》载，晁错言于文帝：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
武帝时的主父偃也曾说：“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述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⒃
这些话，其实是对秦始皇“徙民实边”举措的肯定，更能映衬出秦、汉边防政策和思路的前后衔接和继承关系，换句话说，西汉时所做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秦始皇经略上郡事业的继承和发展。秦代因守卫河南地，有“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⒄，即长途运送粮草的情形，其艰难险阻，是不难想见的。这对于任何一个政权都会是不小的负担，当然能让河南地成为一个农业发达地区，成为守备部队一个可靠的后勤保障基地是最为理想的。因此，为了扶持上郡的经济，秦、汉中央政府都对上郡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政策，如汉代就以“上郡地恶”的理由减免了上郡应缴纳的谷草数量，王子今先生对此研究后指出：中央政府“在法律条文中明确写到某地‘地恶’因而享有经济方面的优遇，是十分特殊的情形。”⒅而上郡就是一例。从秦、汉边地政策的内在连续性上来看，汉代上郡享有的优惠政策，在秦代多少应有所本，大约不是仅仅“拜爵一级”所能包括的。
当然，“徙民实边”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在经济和边防上的，大规模的移民和数十万戍卒、刑徒等等从内地来到边郡，不仅将内地先进的耕作技术传到北边，更重要的是一次规模宏大的文化大传播和大融合，统一的中华民族和文化将不分地域的民众血脉相连地紧紧结合到一起，这才是其意义之所在。在秦代，秦文化与关东六国的文化差异还较大，尽管秦始皇已经采取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很多文化统一的措施，但尚未达到文化融合统一的程度；到汉代，经过了长期的文化整合，统一的中华文化终于实现。由于汉、匈矛盾的激化，以前人们意识中的地域性归属感，如秦人、赵人，被大一统的国家归属及文化归属所取代，均成为“汉人”。可以说，汉、匈矛盾是促成汉民族出现的强大催化剂，而秦、汉一脉相承的“徙民实边”政策，则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保卫边防，秦始皇还大修长城。“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⒆。应该看到，秦代的长城，主要是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所修建的长城连接起来，真正在秦始皇时期新修筑的长城，主要是今内蒙古固阳的阴山段，是针对“河南地”所新修筑的。
一般认为，长城大体上是沿着中国北部半干旱和半湿润的地理分界线所修筑的，在秦、汉上郡，长城从其境西南至东北斜穿而过，这正表明，上郡始终是一个半耕半牧的经济区域，因此，在秦代和汉代，上郡也始终是官营养马业的主要基地之一。与此相适应，上郡农耕与草原文化并存，并相互交融，形成一种比较独特的民俗风格和文化类型，其粗犷、豪迈的民风，影响到了从陇东直到内蒙河套的广大区域。
如此看来，秦始皇命蒙恬驻守上郡，所采取的开疆拓边，修筑长城、直道，筑城建塞、安置移民等等各项经略措施基本都是由蒙恬主持实施的，是依托上郡或由上郡拓展开的，上郡也由此在各个方面与河南地即今河套地区保持了一种深刻而广泛的联系，直到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所在的河套地区无论在文化、习俗、饮食习惯等等方面，仍与原秦代上郡的陕北、晋西北一带极为相似，这应该在秦代就有了它的历史渊源。至于汉代以后对上郡的经略以及上郡由于过度开发所带来的环境变化，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中，故不赘。总之，秦代对上郡的经略，使得上郡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其在中国北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应该说是显得格外醒目。
①⑧《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见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编写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年第40页。
③转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地理志·西河郡》条，中华书局年版。
④崔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年第5期。
⑤陈平、杨霞：《内蒙古新出土十五年上郡守寿戈铭考》，《考古》，年第6期。
⑥《史记·匈奴列传》。
⑦《汉书·文帝本纪》。
⑨《汉书·贾山传》。
⑩⒆《史记·蒙恬列传》。
⑾转引自马非百：《秦集史·国防志》，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⑿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⒀《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
⒁《通志·民族略》。
⒂《史记·田敬仲万世家》。
⒃《汉书·主父偃传》。
⒄《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⒅王子今：《说“上郡地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十辑，三秦出版社年第页。
本文收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书
秦汉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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