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芙在她的读书笔记里写：“关于读书，一个人可以给另一个人提出的唯一指导，就是不必听什么指导，你只要凭自己的天性，凭自己的头脑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谈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本书，并不是为了指导和传播什么，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读书笔记。
我读的是许钧翻译的版本。这本书在80年代刚翻译成中文版的时候，被翻译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来才又翻译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虽然两个名字只是改变了语序，但似乎后者更加贴近作者的原意，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暗示这不可承受的生命，本身就是轻飘的。
书的英文名是《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这里面的being被翻成了生命，这其实是不太准确的，因为being更贴近存在这个意思。米兰昆德拉说：“哈姆雷特说的‘tobeornottobe’并不是‘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而是，一个形而上的追问。”所以，书名其实更应该是《不能承受的的存在之轻》。
书中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但今天只谈里面的一个核心点：媚俗。
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在二战期间被德国人俘虏，和一群英国军官关在一起，共用一个厕所。英国人不满他将厕所搞得又臭又乱，诉诸于集中营的德国军官。然而，德国长官拒绝讨论粪便的问题，雅可夫备感羞辱，最终扑向电网自杀。
在昆德拉看来，人对粪便的厌恶是一种基本的媚俗。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我们能想象上帝有嘴巴，有胡子，甚至能想象上帝会吃东西，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想象，上帝会拉屎。因为粪便不符合我们人类的美学理想。他于是追问，一个排挤粪便的世界是什么样世界？把粪便否定，每个人都视粪便为不存在的，不成为美学的理想，这就是媚俗。
年2月，米兰昆德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媚俗，即Kitsch，是19世纪产生于德国的一个词，它的含义已经逐渐起了变化，今天，在法国，它仅仅意味着某种美学风格，低劣的艺术。但是，远远不止于此；这是一种由某种对世界的看法所支撑的美学，这几乎是一种哲学。这是知识之外的美，是美化事物、取悦于人的意愿，是完全的因循守旧。”
米兰昆德拉又举了一个例子：
媚俗引起两种前后紧密相连的泪流。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着，多好啊！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
媚俗的根源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即绝对地认为生命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上面的两种眼泪都沉浸于情绪和表演的自我感动，但第二种眼泪比第一种更媚俗，因为它不仅是个人的表演，还将这种表演强加于全人类身上。
媚俗把受众的心理体验压缩在了一个狭隘、浅薄的表层空间，使艺术和生活失去了原有的深刻和美感。哭不是为了悲痛，是因为应该感到悲痛；笑不是为了幸福，是因为应该感到幸福。这种穷极无聊的“把不确定变为确定性”并“指出一个似乎是只能追求的方向”的时候，人们也就远离了生命的丰富和真诚，于是媚俗便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关于生命，有形形色色的观点，于是便有形形色色的媚俗。上帝，政治，爱情，男人，女人……比如女权，虽然男女平等应该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追求，但现在的女权主义者，更多的是追求独立女性人设。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假如有个女人就想要做家庭主妇，那她是否就是自甘堕落呢？女权主义者是否会批判她呢？
《82年的金智英》里，三个上班族看见金智英带孩子，鄙夷的骂了一句“妈虫”——用来贬低没有收入，专靠老公，在家里带孩子的全职妈妈。将独立女性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女权，不过是出了狼窝，又入虎口。这种“女性应该……”就是女权的媚俗，因为让女性自由才是女权的真正内核，而不是又给女性下一个定义来限制。
媚俗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情景，它无处不在，不同的媚俗有着不同的内在含义和批判向度，如果说美学媚俗意指低级的艺术情趣，那么政治媚俗则指对既定秩序和既定思想的盲从。
蒲松龄的短篇小说《促织》开头写：“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
就是说，宣德年间，宫中崇尚养促织赌博的风气，每年都要向民间征收促织。促织本来不是陕西出产的。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因为征促织但你这里不出产促织，后面就没得可写的了，但蒲松龄笔锋一转，“有华阴令欲媚上官”，华阴县的县令想要讨好上级官员，于是责令经常上贡促织，造成了后面的一系列悲剧。
很多政治运动都缺乏理性，以表演、权术、话术、渲染等为基础，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媚俗。
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米兰昆德拉提到：“政治并不产生媚俗，但它需要媚俗。任何政治运动都以媚俗、以迷惑他人的愿望为基础。从政治角度来说，世界是白的或黑的。模棱两可、矛盾和悖论是没有任何位置的。每一位自尊的政治家都不会说：‘我认为……但是，我不能肯定是对的……’或者：‘虽然，我们也可以做那个，但应该做这个。’他会说：‘我认得未来的道路，我知道我是对的。’”
政治通过强制性的政令控制人，人在被控制中思考能力变得浅薄，丧失个性，变得盲从于制度。更可怕的是，到后面，即使没有强制性的政令，人也会自然而然的规避政治风险。比如在蒲松龄的小说里，华阴县令的征贡是一种政治献媚（献媚不是媚俗），而民众处于媚俗之中无法脱身。因为尽管华阴县令政策不合理，但是人们没有反抗，而是顺从政令，这种在政治中变得千人一面的麻木就是媚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美国参议院对孩子的微笑，布拉格广场检阅台上当权者面对游行者的挥手都是媚俗。“媚俗是所有政客党派和政治活动的美学理想。”
除了政治，爱情也难逃媚俗。
“追逐众多女性的男人很容易被归为两类。一类人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找他们自己的梦，他们对于女性的主观意念。另一类人则被欲念所驱使，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的无尽的多样性。
“前者的迷恋是浪漫型的迷恋：他们在女人身上寻找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的理想。他们总是不断地失望，因为，正如我们所知，理想从来都是不可能找到的。失望把他们从一个女人推向另一个女人，赋予他们的善变一种感伤的藉口，因此，许多多愁善感的女人为他们顽强的纠缠所感动。
“后者的迷恋是放荡型的迷恋，女人在其中看不到丝毫感人之处：由于男人没有在女性身上寄托一个主观的理想，他们对所有女人都感兴趣，没有谁会令他们失望。的确，就是这从不失望本身带有某种可耻的成分。在世人眼中，放浪之徒的迷恋是不可宽恕的（因为从不为失望而救赎）。”
比如胡兰成，我真是不想要提及这个人，因为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但是把他放在这里做一个例子是非常合适的。胡兰成就是这样一个浪荡子式的人物，他在书里写：“乃至在路上见跛足的或乞丐的妇人，我都设想我可以娶她为妻……此是年轻人的感情，如大海水，愿意填补地上的不平。因由此感情，故山川草木以及女学生，皆映辉成鲜润的了。”
胡兰成显然是一个博爱的人物。昆德拉说，人类的博爱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之上的。而胡兰成设想路上见到的女人，他都可以娶之为妻，并且说，这种感情是映辉成鲜润的，这种自我沉浸和感动就是媚俗。
爱情的媚俗在于对爱情的幻想。在这个小说里，无论是托马斯还是特蕾莎，抑或是萨宾娜，都对爱情有或多或少的幻想。
起初，托马斯也是这样一个浪子式的人物，周转于各色的女人之间。他的妻子特蕾莎尽管难以忍受，但也尝试着去接受托马斯的哲学。她尝试和一个工程师发生了关系，但这次行为只给她带来了更深的痛苦，更重的负担。
后来，她离开了托马斯。当特蕾莎不辞而别后，托马斯想：“他跟特蕾莎捆在一起生活了七年，七年里，他每走一步，她都在盯着。仿佛她在他的脚裸上套了铁球。现在，他的脚步突然间变得轻盈了许多。他几乎都要飞起来了。此时此刻，他置身于巴门尼德的神奇空间；他在品尝着温馨的生命之轻。”但几天之后，这种温馨的生命之轻却让他再也无法承受，“星期一，他却感到从未曾有过的沉重。重的连俄国人的千万吨坦克也微不足道。”
故事的最后，托马斯和特蕾莎一起隐居于乡村。特蕾莎认为，“她用了自己一生的软弱来反对托马斯。我们所有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强力是罪犯，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但现在特丽莎意识到，她的软弱是侵略性的，一直迫使他投降，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
托马斯的情人萨宾娜终其一生都在背叛，背叛在她眼里有着无语伦比的美妙语境。“背叛，就是脱离自己原来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而萨比娜觉得再没有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了。”在这种背叛中，她不断抛弃自我，变换角色，将生命的重的意义抛在脑后，而追求的就是一种破坏的快感。
她对托马斯说：“你是站在媚俗的对立面的。”其实这句话说的不是托马斯，而是她自己。是她需要站在媚俗的对立面。所以后来托马斯发现自己的爱固定于特蕾莎时，萨宾娜感到难以接受。她可以接受托马斯到处寻欢，却不能接受托马斯有固定的爱人妻子，因为不再放荡的托马斯，和她脱离了，她一直以来和托马斯的的共有价值观被打破了。或者说，她从此以后就是孤独地站在社会共有价值取向之外了。
有趣的是，萨宾娜离开托马斯和弗兰茨在一起后，弗兰茨希望忠诚可以感动萨宾娜，却不知道能感动萨宾娜是背叛。
在不断的背叛中，萨宾娜发现她最终得到的只是一种虚空，那是“一切背叛的终极”，她开始明白；“赋予我们行为以意义的，我们往往全然不知”到最后她发现，自己的追求没有任何意义。背叛媚俗的自己，其实一直在媚俗之中，因为背叛媚俗本身就是一种媚俗。
昆德拉说：“媚俗一旦被识破为谎言，它就进入了非媚俗的环境牵制之中，就将失去它独裁的威权，变得如同人类其它弱点一样动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同剥笋一般，剥落生命的层层包裹，在我心之秘处，你会发现仍然有媚俗。但我依然在媚俗中，深深爱着你。
「往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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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爱情就像海水退潮
文字/林义焕
图/电影布拉格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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