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元明清王朝土司制度与西南等地土司政治持续数百年，但土司无法排除汉族的可能，土司政权并非为少数民族所独专。部分土司及其族裔子弟坚持和建构汉民族认同，或者在国家认同中“攀汉附夏”，形成“汉裔土司”现象。结合史志文献、家族谱牒及相关研究成果分析，“汉裔土司”既是客观历史状况的反映，也是王朝国家整合、土司建构认同的结果：一是坚持汉民族认同的汉裔土司，二是建构汉民族认同的少数民族土司，三是在国家认同中“攀汉附夏”的少数民族土司，帝王赐姓、权贵演绎和志书载录参与了土司“汉裔”身份建构。“汉裔土司”的类型分析，可以深化百年中国土司问题研究，能够促进中国土司学理论建构，裨益于“各民族共创中华”理论，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汉裔；土司；类型
秦汉以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中国“多元同创”的历史过程不断深入。其中，汉族渐次散入民族地区，依托交通要道和战略据点，形成点面结合的分布格局，成为凝聚各民族一体化的核心。元明清王朝囿于中央集权统治能力有限、地方军政管控成本高昂和民族地区发展不足，在此前历朝制度文明和羁縻统治传统基础上，在地方治理中，参用土人为官，以土司职官任授西南等地少数民族首领，额定其“王臣”义务，使之凭依土司政权，实现王朝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因此，土司“是中央集权统治能力孱弱的产物”，[1]仅明代全国就有余家2万余名土司，分属川滇黔桂等地的汉族和壮、土家、白、彝、藏、傣、回等24个少数民族。[2]专家学者认为“封建中央王朝不可能任命外来的汉族充任各羁縻州县和土府州县的行政长官”，[3]“汉裔土司”只是少数民族“攀汉附夏”的表现。但事实上，历史上汉族军民镇戍、开发西南等民族地区，以少数民族首领身份跻身土司而坚持汉民族认同者不乏其人。西南等地各少数民族逐渐具有鲜明的华夏—汉民族情结，历史形成的首领认同元明清王朝续递的国家治统，跻身土司之列，建构其汉民族认同，或者“攀汉附夏”。由此可见，土司并不完全出身于少数民族，土司政权并非少数民族独专。“汉裔土司”既是客观历史状况的反映，也是主观建构和认同汉民族的结果。
专家学者较早发现“汉裔”土司现象，民国佘贻泽指出：“至于土司，已有不少汉人充任者。因有征伐之事，汉人在军中有功绩，朝乃封官其地，令为世袭，以保境安民，世代相传。子孙乃与土人同化，虽其初为汉人，仍可置为土族。”[4]龚荫、田敏、彭福荣、曾超、葛政委等专家学者对土司“族属作了识别”，[5]就石砫马氏土司等的“汉裔”身份产生分歧，认为“汉裔”的播州杨氏土司融入领地的少数民族，发现容美土司攀附汉唐时期的汉民大姓；另有粟冠昌、龚永辉、谈琪、蓝韶昱和谷口房男等中外学者认为广西“汉裔土司”是因为“汉裔情结”而“攀宗”，标榜其“汉人后裔”以“弃蛮趋夏”，总体认定土司应属具体的少数民族。截至目前，“汉裔土司”仍然缺乏系统研究，现有成果不能充分揭示其存在状况、发生机制、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笔者拟从坚持汉民族认同的汉裔土司、建构汉民族认同的少数民族土司和“攀汉附夏”的少数民族土司等三个方面，来探讨“汉裔土司”的存在类型。
一、坚持汉民族认同的汉裔土司
明清王朝通过建立健全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能力，努力把最广大地域范围的民众整合到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当中。历史时期，汉地军民镇戍、开发西南等民族地区，其首领因功“世守其地”，具有高度自治权力，在元明清时期，成为在中央集权统治能力有限、军政管控成本高昂和边远民族地区发展不足背景下的土司。他们尽管处于长期的“夷化”过程，但坚持自身汉民族认同，是“汉裔土司”的直接来源。[6]
秦代以降，汉族人民越来越多地进入粤桂之地，其首领在建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开发民族地区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凭依元明清王朝土司制度而跻身土司之列。粟冠昌发现“宋代广西土官全是僮族统治集团充任”，指出“明代虽有些土巡检司或个别土州的土官由汉人充任”，[7]发现上石西州何士弘、思城州赵天锡、永顺长官司副长官彭氏等“极少数”土司先祖都“是汉人”。[8]《土官底薄》卷下记载：何士弘为上石西州籍，本“靖江府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土司·土官之异》记载：赵天锡“本江南女优，游粤西，见嬖于土酋，因得袭职。”永顺彭氏副长官始祖系庆远卫都指挥使彭英侄孙，附宜山县下里民籍。因此，学界“壮族混成说大抵是不会错的”，广西存在部分汉裔土司。[9]在“广西土官是中原汉族的后裔，其祖先来自中原的汉族”观点影响下，土官和土官家族的“汉裔”观念“发展成为大多数壮族的一种普遍情结”。[10]随明代“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之推进，汉族人民逐渐迁居贵州，惠水等地的布依族“至少有一支存在汉人血统”，建立“汉父夷母”型家庭。因此，“八番土司后人”称其“祖先是外来汉族将军”，“是因‘征蛮’、‘平寇’于五代或明洪武‘调北征南’时期到惠水来的”，而且“老一辈严格按照家规，不和其他民族开亲”。[11]
云南土司林立，其中不乏汉裔土司。猛班土把总周氏“原称汉族，后称傣族”，其先祖周靖于清乾隆三十年（年）“从征缅贼有功，授土把总”。[12]另外，猛板土千总蒋氏也“自称汉族”。[13]《新纂云南通志》卷《土司一》指出：云南多有彝族土司，但“属汉族者，亦不少。景东土司姜固宗为本省镇南人。罗次土司杨大用为本省宁州人。腾越大塘隘土司刘凤羽为江西人，明光隘土司杨梓成为湖南人。滇滩隘土司之祖先柴铁炉为湖北人。芒遮板遮放土司多椿之祖先、泸水老窝土司段世海之祖先，均为四川人。芒遮板猛板土司蒋金龙之祖先、保山湾甸土司景世荣之祖先，均为江南人。”[14]同书卷《土司考五》指出：勒品甸土巡捕“其先李孟勒，本江南人”，随黔国公入滇勒品乡屯田，以“从征”功授巡捕世职。[15]如前所述，四川存在“汉裔土司”。《石砫厅志》《补辑石砫厅志》和《马氏家乘》等记载：石砫土司始祖马定虎系汉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之后。明末土司夫人秦良玉劝夫马千乘练兵保境以“继先高祖新息侯家声”，[16]仍然强调夫家源出汉将名门，清道光年间《马氏家乘》也坚持汉民族认同。此外，石砫宣抚使同知陈温亦“陕西扶风人”，以追随马定虎“入川捍蛮夺业”而得土职。[17]除民国石砫《陈氏族谱》坚持其汉民族认同外，当代学者也认为“应为汉族”。[18]史志文献和家族谱牒记载：天全六番招讨使高氏土司始祖“高卜锡为江南临江府人”，以从征西路功“留镇边邑”。[19]又天全六番副招讨使杨氏源出“汉亦泉侯杨喜”，其始祖被溯及山西太原杨端，“以功锡土蜀南”，[20]又沈边长官司的始祖余伯亦“江西吉安府人”，以明洪武年间随征功授沈边百户职。[21]
明代西北土司“大多都是少数民族，汉族土官极少”。[22]在河湟流域17家土司中，陈氏土司被视为“汉人土司”。[23]《西宁府新志》卷24《官师·土司附》指出：“惟土司陈子明系南人”，于洪武元年（年）以元淮南右丞归附明王朝。[24]由于汉官军将镇戍河州，贵德保安四屯的最初屯兵“皆自内地拨往，非番人也。故今有曰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25]甘肃宕昌马氏土司治理其地其民近年，坚持自身汉民族认同。《甘肃新通志》卷42《边防志·土族》记载：岷州卫土指挥使马纪东系“东汉伏波将军后裔”。[26]清马桩修《马氏世谱纪略·后附云峰氏家训》亦云：伏波将军族裔子弟九传“乃迁宕昌”。[27]
综上所述，历史时期汉地军民逐渐进入我国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和青海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在镇戍、开发民族地区过程中，成为具有高度自治权力的首领，是秦汉至唐宋王朝国家整合、建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倚重对象。西南等地源出汉裔军将又镇戍开发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认同元明清王朝续递的国家治统而跻身土司，但坚持自身汉民族认同，成为“汉裔土司”的直接来源。
二、建构汉民族认同的少数民族土司
长期以来，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日渐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参与到中华民族“同源共祖”的历史谱写。部分少数民族具有华夏——汉民族情结，建构汉民族认同，“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28]甚至远溯家族渊源至“三皇五帝”，逐渐模糊、遗忘甚至放弃自身族源的历史记忆。部分少数民族土司及族裔子弟努力融入国家正统，但面临王朝国家的政治势能，遭遇不平等地位和歧视性待遇，甚至经受军事征讨，严重挫伤其民族自尊心。为获取更多生存发展权益，他们根据明清土司承袭制度，借助汉文典籍编修家族谱牒，明确世系嫡庶，谱写英雄祖先历史，甚至“杜撰族谱，改写世系”，攀附帝胄权贵和汉地名门，显扬家族华夏—汉民族血统，通过“同源共祖”的历史叙事，建构和固化自身汉民族认同，[29]实现由“夷”进“夏”、以“蛮”入汉，摆脱或弱化“蛮夷”身份，成为“汉裔土司”的重要来源。另外，部分少数民族土司及其族裔子弟感受到少数民族的弱势地位和边缘历史，并不甘于“被征服者的后裔”身份，乐于“攀汉附夏”，编修家族谱牒，“强调历史上的英雄祖先”的军政功绩，建构汉民族认同，模糊其“蛮夷”色彩，努力型塑自身为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的征服者。[30]
明清以降，壮族土司及其族裔子弟编修家族谱牒，建构祖先的家国勋业和英雄历史，标榜自身华夏——汉民族血统。南丹《莫遐昌自志墓碑文》指出：“始祖莫伟勋本系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氏······以军功授为世袭刺史”，[31]清代莫氏《钜鹿宗支南丹知州官谱》亦称莫伟勋是“籍于山东省青州府益都县白米街人氏”，以“敕征广西等处溪峒蛮”功，被宋神宗封授土知州职。[32]另南丹《莫氏族谱》又称先祖“原籍北京直隶省顺德府巨鹿县”，后移居山东青州府益都县高门街，莫伟勋以平瑶乱功授世袭南丹土知州职。[33]但元明清王朝“在南丹州册封的土官中，也没有莫伟勋”，由此可见莫氏土司杜撰汉裔家族历史，在“民间传说”始祖莫伟勋，[34]但先祖和始祖籍贯及何时何故入桂“于史无据，于事不符”，表现出“弃蛮趋夏”态度，完成土司“汉裔”身份转换。[35]与此相同，民国莫萱莚《续修忻城莫氏族谱》指其“远祖讳亮公，世居江南太仓州白米巷”，移籍于粤忻开族，[36]被认定“其文与史实相违”。[37]明天启年间石刻《岑氏宗支世系》指出：泗城州土官始祖岑仲淑“为汉武阴侯岑彭之后，原籍浙江绍兴府之余姚人”，[38]也“是凭空虚构出来的”，“是清初泗城府岑氏土官族人的伪托之作”。[39]民国《田州岑氏源流谱》认为：“世出周文王封其异母弟耀之子渠为岑亭，子孙以国为氏”，后“迁居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上林乡时任里岑王村”，是“五百年忠孝之家”，也“系民国年间原田州岑氏土官的后人撰的”。[40]由此可见，广西壮族土司及其族裔子弟编修家族谱牒，“杜撰”先祖始祖的汉地籍贯和汉裔身份，建构其汉民族认同。历史时期川黔湘鄂毗邻的武陵山区由冉、田、向、彭、杨、马、张、李、白、龚、覃、秦等大姓控制，是土家族土司的重要来源。其中，酉阳冉氏土司冒籍华夏同姓，将先祖溯源至尧舜古帝，强调始祖是镇戍民族地区的汉裔军将，建构其汉民族认同。明万历十六年（年），土司冉维屏主持编修家谱。来知德《冉氏家谱叙》提出“冉氏系自颛顼流裔于今”，掩盖冉氏土司的少数民族身份。[41]后冉氏土司及其族裔子弟编修家族谱牒，将先祖溯源至颛顼，抬高冉仁才妻“汉南县主”至唐王朝“公主”，视入酉始祖冉守忠为“唐驸马”后裔，攀附帝胄皇亲血统，建构自身汉裔身份。[42]民国《南阳白氏族谱》指出：酉东白氏土司先祖原籍于“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始祖白象等以“赶苗拓业”入酉建政，建构自身“汉裔”身份。《田氏宗谱》声称思南思州田氏土司先祖“为陕西京兆路兰田县人”，隋唐时期“由陕而黔”，为国家统一而镇戍西南，完成其“汉裔化”过程。《张氏族谱》记载：张氏出于姬姓，系“轩辕子青阳氏第五子”后裔，“本陕西西安府咸宁县人氏”，以“征剿思州三十六洞苗蛮有功”，跻身土官土司。贵州卧龙番长官司龙氏、大龙番长官司龙氏、小龙番长官司龙氏、方番长官司方氏、金石番张氏、程番长官司程氏、小程番长官司程氏、韦番长官司韦氏、洪番长官司洪氏、卢番长官司卢氏、牛路长官司龙氏、罗番长官司龙氏、上马桥长官司方氏、上马桥副长官司方氏等，被视为布依族土司，其后裔均自居汉族，亦可见少数民族建构汉民族认同。[43]云南大理白族杨、赵、李、段等十大姓家谱“多有伪托郡望之现象”，亦多冒籍江南移民，从中可见少数民族土司“汉裔化”状况。[44]《长乐县志》卷4《沿革志》指出：容美土司田舜年《世述录》称其为元夏之间的土官。《张氏家乘》称其祖由剑南落籍于西蜀之石宝寨，再徙五峰，其祖于唐宪宗元年随高崇文讨刘闢有功，后封为土司。水浕唐氏墓志称其祖唐进宝由四川徙居水浕园，得职土官。[45]甘肃连登土司的家族历史和人物事功因“年代愈久，记忆越模糊”，但“攀附圣贤望族不在少数”。[46]
明清以降，西南等地编修传抄省府县志，还原民族地区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其中，部分少数民族土司家族谱牒主张的“汉裔说”“影响到官书、半官书的地方志等史书”。王朝国家和地方流官可能“没有掌握”土司家族谱牒，官修地方史志时也“无从查考其真伪”，但利用王权确认和固化土司主张的汉裔身份。因此，“各土官的族谱”与地方史志的互动编纂，促成“汉裔土司”发生。[47]张声震指出：广西土司“往往是伪托古代汉族名门的后裔”，不仅“人们过于轻信土司的族谱”，“而且又被明清以来历史文献承认与附证”，最终难辨真伪。[48]清《浔州府志》引闵叙《粤述》，说“其土官韦姓，乃韩信子孙也云······取其半，因以韦为姓。”学者认为：壮族韦姓以韩信为先祖，或认为西安汉族韦姓是其先祖，有“以汉写韦字和京兆祖籍、韩信后裔相结合为标志的‘汉裔’观念”，体现其对汉族的“归属意识”。[49]在明《广西通志》卷51《外志·东兰州》载引土知州韦氏“自谓”汉丞相韦贤后裔基础上，清嘉庆《广西通志》卷59首载东兰州韦氏土官世系，后被民国《凤山县志》第四编《行政组织》续补，建构韦氏的“汉裔土司”身份。[50]又康熙《广西通志》卷61《土司》指出：南宁府属忠州黄氏土司“其先江州之族”，下雷州许氏土司“其先许天全，山东青州人”，湖润寨岑氏土司先祖“浙江余姚人”。[51]《归顺直隶州志》卷5记载：下雷州土目方隆系“原籍江西南昌府南昌县人，其祖父自田州移居下雷”，被赐“封疆将才”匾。[52]民国《同正县志》卷1《沿革》指出：罗阳土官黄氏“原籍山东省青州府溢都县人”，于明洪武元年因功授土知县，至清光绪二十二年被裁撤。[53]贵州八番布依族土司被明郭子章《黔记》卷58《土司土官世传》载为“土人”，但其民情风俗迟至清代同于汉民。康熙《贵州通志》卷30《土司》指出：“八番在定番州，服食居处与汉人同”。[54]据此，八番土司及其族裔子弟建构自身汉民族认同，“其裔现称汉族”。[55]《松桃厅志》卷16《名宦·土司》记载：乌罗司正长官杨士宦等系“原籍陕西华阴县人”，指出“黔地初辟时，各郡皆土司也。·······厅四司之地，率皆汉民长官，循分供职，相安无事，铨其世系，著之于篇。志土司。”[56]万历《铜仁府志》卷2《方舆志》指出：明代铜仁“杨、吴、龙、石、陈五姓，先世自陕西随征，后遂居此。杨尤著，各司土官、洞长皆云系出杨文广后。”[57]《黔南职方纪略》卷8《土司下》记载：偏桥左、右副长官司先祖杨前滩、杨通赛均“陕西华阴人”，邛水长官司“其先有杨昌盛者，陕西华阴人”。邛水府长官司“其先有袁静山，江西泰和人”。岩门长官司“其先有何渏者，四川重庆人，明成化六年（年）以征苗功授凯里安抚司左副长官”。重安司土吏目“其先有张佛宝者，江南上元人”。赤溪土千总杨氏“其先有杨通谅者，江西丰城人”，南洞土千总“其先有吾世铭者，江西庐陵人”，蛮夷长官安氏“其先有安交泰者，陕西咸宁人”。[58]四川多有藏、彝和土家等族土司，地方史志文献称其先祖籍属汉地。嘉庆《四川通志》卷96《武备志十五·土司一》记载：茂州属叠溪营大姓寨土百户郁廷栋、小姓寨土百户郁涧、大黑水寨土百户郁朝相、小黑水寨土百户郁瑄等“原籍湖广人”，松坪寨土百户韩朝升“原籍陕西人”。肠地隘口土长官司王维世和土通判的“原籍江南扬州府兴化县人”，龙溪堡土知事薛祥“原籍山东李辰县人，宋景定间授薛岩龙州知州世袭，明隆庆间改土知事”。[59]又同书卷97《武备志十六·土司二》记载：打箭炉属泰宁营沈边长官司余尚均“原籍江西吉水先人，其先余锡伯于前明从征来川，授土千户世袭土职。”[60]又同书卷98《武备志十七·土司三》称九姓土长官司任清“其先江南溧阳人”，平彝长官司王元臣“原籍江南人”。[61]云南土司林立，地方史志文献亦载汉裔土司。《续云南通志稿》卷98《秩官志·土司》记载：腾越厅属南甸傣族宣抚司“一世刀贡猛本姓龚，应天府上元县人”，干崖宣抚司“一世郗忠国应天府上元县人”，陇川宣抚司“一世多线瓜，四川巴县人”，盏达副宣抚司“先世希怕便，应天府上元县人”，户撒长官司“先世赖罗义，四川巴县人”，腊撒长官司“先世况本四川巴县人”，芒市安抚司“先世放正定，江西金溪县人”，均自称源出汉地汉姓，多以元明时期从征功留镇云南，建构土司始祖的汉裔身份。[62]同书卷99《秩官志·土司》亦载：大塘隘土把总“先祖刘凤羽，江西安福县人”；明光隘土把总“先世杨梓成，湖南湘阴县人”；茨竹寨宣抚使衔土守备“先世左万象，四川华阳县人”；古勇隘土把总“先世杨自昂，江西金溪县人”；滇滩隘土目“先世柴铁炉，湖广襄阳人”；强调土司先祖多源出汉地汉民，以从征云南功，得职并镇戍其地，建构自身的汉裔身份。[63]对此，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土司一》指出：云南土司中“属汉族者，亦不少。景东土司姜固宗为本省镇南人。罗次土司杨大用为本省宁州人。腾越大塘隘土司刘凤羽为江西人，明光隘土司杨梓成为湖南人。滇滩隘土司之祖先柴铁炉为湖北人。芒遮板遮放土司多椿之祖先、泸水老窝土司段世海之祖先，均为四川人。芒遮板猛板土司蒋金龙之祖先、保山湾甸土司景世荣之祖先，均为江南人。”[64]又同书卷《土司考五》指出：勒品甸土巡捕“其先李孟勒，本江南人”，随黔国公入滇勒品乡屯田，以功授职。[65]
应该看到，名人学者对土司汉裔身份的建构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曲从”思明府土知府黄光成之请，明交趾布政司右参议解缙撰成《知思明府黄公神道碑》，“将思明府土官黄氏上攀于中原汉族传说中帝喾的子孙陆终”，“下搭于宋朝狄青”，受封地于“今湖广黄州”，“说其先随狄青南征”，以地姓黄，镇守落籍思明。[66]至明弘治十八年（年），泗城土官族人岑九仙宣称始祖“是汉朝名臣的岑彭”，进而王阳明《泗城土府世系考》明确岑氏土官先祖岑仲淑追随狄青“来广西镇压侬智高”得职，被“塞进官辑的《古今图书汇编》”。[67]在此过程中，广西土司族源认知从“土酋”为主，转向“外来”“随狄来”为主并流行开去，被明清以降的地方史志编纂和族谱家乘编修相互“吸收”和进一步合理化，“更能起以假乱真的作用”，使广西壮族土司完成汉裔身份建构。[68]明来知德《冉氏家谱叙》声称“冉氏系自颛顼流裔于今”，[69]帮助酉阳冉氏土司冒籍华夏同姓，建构汉裔土司身份。除土司族谱自我主张源出汉民族外，播州杨氏土司等还被视为“是从川南迁到播州的少数民族”，因“汉化”而用汉姓。[70]尽管面临长期“夷化”，播州杨氏土司先祖自好华风，接遇汉人儒士。杨粲主持编修族谱，追认始祖至杨端，攀附贵胄血缘，试图改变其“蛮夷”印象。明宋濂《杨氏家传》用“（杨）贵迁是宋太师中书令杨业之后”等语，将播州杨氏土司先祖与宋太师中书令杨业建立关联，又在《明史》记载“南诏陷播，太原杨端应募复其城”，使其“子孙世有其地”，强化播州土司先祖对王朝国家的勋业，而“元世祖授杨邦宪宣慰使”，肇启播州土司统治，帮助杨氏土司建构其汉裔身份。
综上可见，明清以降部分少数民族土司及其族裔子弟被整合到统一的王朝国家，基于华夏——汉民族情结，模糊、遗忘甚至放弃自身族源的历史记忆，建构其汉民族认同，以谱写“同源共祖”历史的方式主动融入汉族，借助编修家族谱牒和修纂地方史志文献，谱写英雄祖先历史，攀附汉地权贵豪门，建构和固化自身汉民族认同，实现由“夷”进“夏”、以“蛮”入汉，型塑其为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征服者形象。
三、“攀汉附夏”的少数民族土司
秦汉以降，汉族遍布全国并散入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凝聚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核心。汉代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建构诸族同源、华夷有别的历史想象，促成华夏—汉民族及其文化的正统观念，对各民族凝聚到中华民族、多元民族文化汇融成中华文化，具有重要影响。西南等地各民族长期处于“汉化”“夷化”和“蛮夷互化”的复杂过程，部分少数民族历史形成其区域性统治地位。由于接受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原少数民族即可变为新的少数民族”[71]，其首领认同元明清王朝续递的国家治统而跻身土司。部分少数民族土司深受王朝国家“以文化民”统治策略和“崇儒兴学”土司制度的影响，但无奈于自身“蛮夷”身份，只能在王朝国家认同中，强调英雄先祖与王朝国家的军政关联，或者攀附帝胄皇室、汉地权贵豪门，努力融入华夏-汉民族开创的国家正统，表达“攀汉附夏”的态度，成为特殊类型的“汉裔土司”。
明清王朝强化国家整合和治理体系能力，对“同名无姓”的少数民族首领赐予汉姓，建构少数民族土司的汉裔身份。明初甘肃永登连城鲁氏土司始祖脱欢与其子巩布（卜）失杰归附明王朝，虽有土族和蒙古族的族属歧说，但可以确定其非汉民族。明嘉靖四年（年）藏文《大明皇帝敕建感恩寺碑》指出：“我鲁家先祖系蒙古人，速勒都思之苗裔”。[72]鲁氏土司家谱利用明代“编置勘合，给赐姓名”的通例，指出其先祖源出元王朝宗室而“不敢祖天子也”，声称其第三世祖于明永乐二十二年（年）因先祖“内附许久且有远征之劳”，被明成祖赐姓得名鲁贤。鲁氏土司是举，将家族姓氏比肩于周公封鲁，演绎先祖及家族因业比周公而被明帝赐姓的历史过程，既建立土司先祖与王朝国家的军政关联，突出先祖的英雄历史和国家贡献，又显示了非汉民族土司认同归附王朝国家，表达“攀汉附夏”的态度，借助鲁、鲁国及齐鲁文化在中华文化的特殊意义和地位，促使自身融入王朝国家正统，成为特殊形态的汉裔土司。受此影响，鲁氏土司所辖把氏土司也取其“辅佐”“把手”身份含义，改姓“把”氏。[73]
因此，西南等地少数民族土司及其族裔子弟感沐国家怀柔荒远之意，为融入国家正统，建构家族祖先获赐汉姓的历史想象，籍此跻身“汉裔土司”，达到“弃蛮入夏”的目的。云南县白族土主簿张氏先祖“本白子国九隆氏之后”，因功被封地赐姓，表明自身先祖与王朝国家的军政关联，显示土司权力得到中央政府确认。三国时期，水西彝族安氏土司的先祖济火帮助蜀汉丞相诸葛亮经营南中之地。《三国志》卷35《蜀书五·诸葛亮传》记载济火“献粮通道以迎”，“佐擒孟获”，被“因令世长其土”，肇启水西土司政治。[74]《明史·贵州土司传》指出：“自蜀汉时，济火从诸葛亮南征有功，封罗甸国王。后五十六代为宋普贵，传至元阿画，世有土于水西宣慰司。”洪武初年，水西土司归附明王朝，有明太祖“赐姓为安”的说法。查《明洪武实录》，朱元璋赐姓霭翠、奢香夫妇事未见记载，水西土司被载为汉姓安氏，始于其子安的。安的“居水西，最为诚恪”，根据父子联名的传统，其彝名当为霭翠陇弟。洪武二十三年（年）五月，他被母奢香夫人送入国子监求学，可能“被老师赐名，或是被皇帝赐名，或他自己除彝名外，又取了一个汉名或学名叫安的”。由于“安的之名经过皇帝的金口叫过”，水西土司及其族裔子弟将安氏当成“御赐”姓氏的荣耀，建构自身汉裔土司身份，是“水西彝族地区接受汉儒文化的标志”。[75]此外，部分少数民族土司攀附王朝国家的帝胄权贵，建构先祖始祖的英雄历史和家国功勋，通过王朝国家认同，表达“攀汉附华”的态度，可视为特殊形式的汉裔土司。明清时期河湟流域土族李氏土司最为显赫，多种李氏家谱及明清以来地方史志“将李土司归为沙陀晋王李克用之后裔”，被认为是“攀附当时朝政之举”。[76]除前述永登鲁氏土司自称源出元朝宗室外，鄂西唐崖覃氏土司并非华夏——汉民族血统，因“受本土强宗大姓挤压”，由北方蒙古族融入当地土家族大姓。[77]另有9部谱牒亦证实“唐崖覃氏并非起源于蒙古族”，与湘鄂西覃姓土司同源，系东汉“溇中蛮”覃儿健部族后裔，远源“廪君蛮”。[78]唐崖土司认同王朝国家治统，强调其入咸始祖覃启处送是“元朝宗籍”蒙古族铁木乃耳的六世孙，攀附皇室权贵，表达尊崇王朝国家的体制、制度和法律及“弃蛮附夏”的态度，也为特殊的汉裔土司。云南纳西族木氏土司先祖在秦汉时期“已经纳入郡县统治之下”，经历李唐、赵宋与南诏大理、吐蕃等政权羁縻统治，于宋末元初被整合到统一的王朝国家。《木氏宦谱》指出：宋末木氏十七世祖宗良认同王朝国家治统，追随“元世祖亲征大理”，得职土司，并且被赐虎符金牌和敕书印信，展现其家国功勋和历史贡献，突显其地方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实际蕴含少数民族土司对华夏——汉民族文化正统的认同亲附。[79]
由上可见，西南等地土司土民历史形成日渐浓厚的华夏-汉民族情结，认同元明清王朝续递的国家治统。在“夏尊夷卑”民族观影响下，部分少数民族土司建构先祖始祖的英雄历史和家国贡献，强调英雄先祖与王朝国家的军政关联，努力摆脱“蛮夷出身”刻板印象，“攀汉附夏”和“弃蛮入夏”是其王朝国家认同、融入国家正统的惯常方式，是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表现出亲附汉民族和融入国家正统的强烈意识，可视为特殊类型的“汉裔土司”。
四、结语
随我国西南、中南和西北等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日渐被整合到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之中，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与中国“多元同创”的历史过程不断深化。其中，元明清王朝根据此前历朝制度文明和羁縻统治传统，在地方治理中参用土人为官，使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政治持续数百年。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表明，土司无法排除汉族，土司政权并不一定为少数民族所独专。历史时期汉地军民逐渐进入我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和青海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镇戍、开发西南等地的汉族军将及其子弟在元明清时期转为土司并坚持汉民族认同。部分少数民族土司及其族裔子弟基于日趋强烈的华夏—汉民族情结，模糊、遗忘甚至放弃自身族源的历史记忆，谱写英雄祖先历史，攀附汉地权贵豪门，建构和固化自身汉民族认同，以“同源共祖”的方式主动融入汉族。部分少数民族土司及其族裔子弟不能改变自身“蛮夷”身份，在“夏尊夷卑”民族观影响下，建构先祖始祖的英雄历史和家国贡献，强调英雄先祖与王朝国家的军政关联，努力摆脱“蛮夷出身”的刻板印象，“攀汉附夏”和“弃蛮入夏”是其王朝国家认同、融入国家正统的惯常方式，表现出亲附汉民族和融入国家正统的强烈意识，为特殊类型的“汉裔土司”。上述三种“汉裔土司”建构和固化自身汉民族认同，有利于把西南等地少数民族首领型塑成征服者，在家族谱牒编修和地方史志文献修纂互动中被记载下来，凭借国家王权的确认而固化加强，实现由“夷”进“夏”、以“蛮”入汉，标志汉族凝聚各民族到中华民族的历史作用，凸显中华文化内聚力的深刻影响。“汉裔土司”的类型分析，有助于深化中国土司问题研究，有利于解释家族谱牒、宗支图本和地方史志较多记载“汉裔土司”，而学界总体认定土司及族裔子弟应属具体少数民族的矛盾，有利于完善中国土司学的理论体系，有利于理解土司事象蕴含的“各民族共创中华”理论，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1]彭福荣.“关键少数”治理的历史经验：西南地区土司例证[J].广西民族研究，,（3）.
[2]成臻铭.群在时空之间：论明代土司的民族族系分布特点[J].青海民族研究，,（1）.
[3][10][29][34]玉时阶.广西南丹土官族属考[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
[4]（民国）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M].正中书局，：13~14.
[5][12][13][43][55]龚荫.中国土司制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5...~~.
[6][71]曾超.“杨保”名义演变考[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4）.
[7]粟冠昌.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J].中国民族，,（Z1）.
[8][47][68]粟冠昌.三议广西土官民族成分问题[J].广西民族研究，,（2）.
[9][48]张声震.从壮族史研究联想到汉民族研究的一些问题[J].广西大学学报，,（6）.
[11]黄镇邦.八番土司后裔族源认同辨析[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1）.
[14]（民国）龙云.新纂云南通志，卷，土司考一[Z].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
[15]（民国）龙云.新纂云南通志，卷，土司考五[Z].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
[16]（清）刘景伯.蜀龟鉴，卷7，书明忠贞候秦良玉传后[Z].宣统三年（）刻本.
[17]何服生.石柱土司史料辑录（未刊本）[Z]..
[18]彭福荣，李良品.石砫土司文化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36~37.
[19]（清）陈松龄.天全州志，卷4，官绩[Z].咸丰八年()刻本.
[20]（清）陈松龄.天全州志，卷5，艺文·志铭[Z].咸丰八年()刻本.
[21]（清）曹抡彬，曹抡翰.雅州府志，卷11，土司[Z].光绪十三年（）增刻本.
[22]郭永利.试论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联姻及汉化问题[J].青海民族研究，,（2）.
[23]李克郁，李美玲.河湟蒙古尔人[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4]（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5]（清）龚景瀚.循化志，卷4，族寨工屯[Z].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26]（清）升允.甘肃新通志，卷42，边防志·土族[Z].光绪三十四年（）修本.
[27]（清）马云峰.马氏世谱纪略·后附云峰氏家训[Z].道光年间修本.
[28]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A]//费孝通全集(第13卷）[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0]王明珂.英雄祖先及兄弟民族[M].北京：中华书局，:1.
[31]谈琪．南丹州莫氏土司族属考[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
[32]（清）莫氏族人.钜鹿宗支南丹知州官[A]//[日]谷口房南，白耀天.壮族土官族谱集成[C].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63.
[33]《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二册）[C].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36.
[35][37][39][40][50][66][67][日]谷口房南，白耀天.壮族土官族谱集成[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67.~.~.~....
[36]（民国）莫萱莚.续修忻城莫氏族[A]//[日]谷口房南，白耀天.壮族土官族谱集成[C].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38]（明）林富.广西通志，卷52，外志三[Z].嘉靖十年（）刻本.
[41][69]（明）来知德.冉氏家谱叙[J].[清]冉广燏.忠孝谱·乾隆酉谱[Z].乾隆年间编修本.
[42]彭福荣.重庆土家族土司国家认同原因与政治归附[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4）.
[44]黎小龙.土家族族谱与土家大姓土著渊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6）.
[45]（清）李焕春，等.长乐县志，卷4，沿革志[Z].光绪元年（）增刻本.
[46]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
[49]龚永辉.壮族韦姓“汉裔”考——也从“韩信的后代”说起[A]//范宏贵，等.壮族论稿[C].广西人民出版社，：82.97～98..
[51]（清）郝浴.广西通志,卷61，土司[Z].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52]（清）颜嗣徽.归顺直隶州志，卷5，例传下·雷土州[Z].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53]（民国）曾瓶山，等.同正县志，卷1，沿革[Z].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54]（清）卫既齐.贵州通志，卷30，土司[Z].康熙三十六年(7)刻本.
[56]（清）徐鋐.松桃厅志卷16，名宦·土司[Z].道光十六年（）刻本.
[57]（明）万士英.铜仁府志卷2，方舆志[Z].万历刻本.
[58]（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8，土司下[Z].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59]（清）常明，等.四川通志，卷96，武备志十五，土司一[Z].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60]（清）常明，等.四川通志，卷97，武备志十六，土司二[Z].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61]（清）常明，等.四川通志，卷98，武备志十七，土司三[Z].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62][63]（清）王文韶.续云南通志稿，卷98，卷99，秩官志·土司[Z].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64]（清）周钟岳，等.新纂云南通志，卷，土司一[Z].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
[65]（清）周钟岳，等.新纂云南通志，卷，土司考五[Z].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
[70]王兴骥.播州杨氏族属探研[J].贵州文史丛刊，,（4）.
[72]魏文.元明蒙藏汉交融背景中的鲁土司家族政教史史事考——以红城感恩寺藏文碑记释读为中心[A]//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5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11.
[73]把志先.把姓广谱·甘肃卷[Z].西安：未来出版社，:47.
[74]（清）黄宅中.大定府志，卷47，旧事志三[Z].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75]余宏模.明代贵州宣慰使“赐姓安氏”例证[J].贵州文史丛刊，,（1）.
[76]李继青.从家谱档案看李南哥及其后裔[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4）.
[77]彭福荣，国家认同视野下的唐崖土司置设与征战研究[J].三峡论坛，,（4）.
[78]覃茳坤.唐崖土司覃氏世系及族属问题考述——基于九部唐崖覃谱的对比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6）.
[79]（清）陈钊镗.木氏宦谱序[A]//丽江木氏.木氏总谱[Z].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41.
作者
文章载于《青海民族研究》年第4期。
彭福荣（—），男，重庆涪陵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长江师范学院重庆民族研究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政策与历史文化研究。
张科（—），男，四川达州人，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史研究。
王友富（—），男，四川南部人，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史研究。
来源：杨粲墓博物馆
审核：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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