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物质生活艰苦，精神生活贫乏，业余时间找不到多少消遣的地方。少卿想那时候知青们的娱乐方式也就是打打扑克牌，下下棋，或许唱歌了吧。艰苦的环境中，下乡的知青总是善于开采、挖掘快乐的源泉。他们相信，人的快乐幸福取决于精神的因素与内心的感知，而不是凭借外在物质的多寡。现在华阴农场不仅有革命的歌声，听，田野里飘来了琴声~
田野里飘来的琴声李二立下火车以后，朝一连方向走。走到一连麦地时，我说：
“快到一连了，你们把专业学习的成绩给我表演一下，看水平如何。”
各地歌舞团都来音院抢学生，我的四个同学是应届毕业生，都是学习尖子。他们带了三把提琴、一把二胡，来找我玩的。
“可以呀，在哪里表演？”
“就在麦地表演。”
“表演给谁看？”
“给我呀！我代表华阴农场革命群众观看你们的表演，并代表组织给你的做出鉴定。这关系到你们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一定会认真负责。你们做准备，我去找块砖。”
“找砖干啥？我们就站在平地上，不用站在砖上。”
“我给自己找。我要躺在麦地里，拿砖当枕头。”
他们都笑了。准备好了以后，我把砖放在麦地，双手搂头枕在砖上，翘起二郎腿，看着东南方向的华山和一望无际的麦田。
远处有几只羊悠闲的吃着草，鸟儿在蓝天白云下自由飞翔，绿油油的麦田像巨大的地毯铺开，形成一个巨大的天幕。而且空气新鲜，天气明朗，比剧院好得不可想象。
他们四个人一字站在离我二米开外的地方。
“好，开始吧，不能胡弄我，要像剧院一样正规。”我躺在地上向他们大声说，“音乐学院应届毕业生走工农兵道路专场音乐会现在开始！”
他们一个人向前走了一步：
“第一个节目，《新疆之春》。”
三把小提琴、一把二胡的演出正式开始了，一共表演了十几个节目。节目还有：
赛马
红军哥哥回来了
北京有个金太旧
江河水
骑上快马上北京
白毛女选段
还有多部外国名曲。表演了一个多钟头。
我说：“可以了，不错，很合格。”
“第一次在田野里拉琴，感觉真爽，就是站得时间太长有点累。”
“我们农工扛起一百八十斤的麦包都没说累，看起来还得好好改造。”
他们大笑：“一定要好好改造。”
听完音乐后到一连，当然我要请他们吃饭。不是开饭时间，我叫来食堂的人，5分钱买了一碗腌红萝卜条，每人一个4两杠子馍。“杠子馍”就是连在一起的两个馒头，大约有六两重。那时没有矿泉水，每人一碗白开水，他们吃后都说农场的馍白，好吃。
“从今天起，你们走上了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今后要和工农兵同吃同住谝闲传。但对女职工只能是同吃同喝打招呼，千万不能惹麻烦，出了问题我概不负责，回不了西安别怪我。”
他们听后哈哈大笑：“一定一定，一定要走好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我这些同学日后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有首席小提琴，有陕西民族乐团总指挥等，也有当党委书记，担任领导职务的。不过现在都已退休，有时见面谈到农场还津津乐道，吃咸罗卜条的时代越来越远了。
这田野里飘来的琴声是我听的最美琴声。五十多年过去了，优扬的琴声还在耳边回荡。
小提琴音乐会关道李二立有四个同学，一个叫张文立，其他几个忘记什么名字了，音乐学院附中小提琴专业和二胡专业的，到农场来玩，要给大家做一次演出。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非常欢迎啦。
可是当时有个问题：演什么节目呢？
“《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首歌没有小提琴曲谱，不好演奏。”
“那你们会什么呢？”
“主要是练习曲，开赛的、西特的、顿特的，有些很好听。当然也有革命歌曲，不多。”
“那可能不行，不革命的不行。”
他们有些失望。实际上他们是需要进行一次演出，作为实习，作业或者考试。
刘煜之想出办法：“换一下名称嘛，《新疆之春》换成《新疆人民想念毛主席》，’几号作品’、’b小调练习曲’之类都改成文化大革命的名称不就行了？”
“真是好主意，就这么办。”
演出不需要舞台，也不用道具，就在宿舍开始了。
提琴响起，整个连队安静下来。文化大革命以来流行红卫兵歌舞，枯燥乏味，雷同单调。现在一片文化荒漠中突然响起美妙的小提琴声音，真像沙漠里突然冒出一股清泉。这就是天籁之音吧？
有些战友来自山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音乐。
“这是什么琴呀？真好听。”
“小提琴。”
“几块钱一个？我想买一个。”
“我这一把五百块，他那一把七百块。”
“啊？这么贵呀？”音院学生拉的琴都是几百块的。当时我们一个月工资才二十几块。
“我们老师一把提琴弓子两千块呢。”
三把小提琴和一把二胡征服了一连，到各个宿舍演了好几场。女生们也坚决要求去她们宿舍演。连长早已“靠边站”不管事了，这时也跑出来建议：
“好，他们也累了，到灶房再演出最后一场吧！”灶房是一连最大的房间。
之后张文立还教连宣传队唱《长征组歌》全部十首歌。
晚上张文立和李二立在炊事班宿舍辩论，抽完了四盒海河烟。辩論主题是张文立的毕业分配问题。李二立认为张文立应服从分配去郑州歌舞剧院，张文立认为自己应去延安基层文化舘与工农结合，放弃去郑州歌舞剧院。
张文立老师最后张文立去了延安的一个农村文化舘，之后调到延安歌舞剧院。
慰问团到农场后没有多长时间，省上就派出了慰问团来慰问知青们。有许多知青的家长（都是母亲）也参加了慰问团。
慰问团来的那天，我们正在从桃下火车站往桃下驻地运石头。不是用车子运，是人工搬。石块比较大，一个人一次只能抱一块，或者背一块。石头上的棱角有些尖锐，几乎人人都流了一点血。可是我们完全不在乎，像玩什么游戏一样来回快步。
“啊呀，你怎么弄得满脸都是血？”
“你们咋干这么苦的活儿？”
母亲们一下火车就看见自己的孩子背石头，看见流血，更是心疼。有一位母亲竟大哭起来，弄得她的孩子很不好意思：“妈，你干啥嘛，我根本不疼。”
确实，我们在桃下车站和桃下驻地（相距约二三里）之间来回跑，互相比着谁力气大，并没有感觉到是在做苦工，反而觉得有意思。
晚上有慰问演出，是西安著名秦腔剧团易俗社的秦腔剧，主演是著名演员肖若兰，剧团特意把她的名字用大字写在舞台边。可是我们绝大多数喜欢看电影，并不喜欢看戏。不过，肖若兰太有名了，即使不看戏的人也知道她，过了几十年我也记得她的名字。
当时桃下没有电，连火车站也没有。晚上演出是用拖拉机车灯照明的。光只能从前面照向舞台，没有从上面、背面和侧面照来的光，舞台就有些阴森森的感觉。
那时在西安的剧院里，名角一出台就会引起观众欢呼吹口哨。但是我们不喜欢看戏，也听不懂唱的是什么，所以从开始到后来都反应冷淡，在舞台下跑来跑去，低声说话，对演员情绪肯定有影响。
散场时我听到剧团领导在批评演员：
“你怎么唱到《游龟山》里去了！”
“哦！今天是《游西湖》啊，我怎么糊涂了？”
“算了算了，反正他们也听不懂。真是对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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