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0年代初期的陕西乡村，政府主导下的乡村防疫虽有成效却漏洞百出；社会力量积极介入但作用有限；乡民进退失据且多数只能“听天由命”。时任陕西防疫处处长杨叔吉曾反思：政府“平时既无防疫机关设备，临时又缺统一组织”，各级政府机关及社会则“不能通力合作，又少各自互助”，而民众又“鲜自卫互助之知识，甚则少数人防治之不足，多数人传播之有余，无知愚氓，固迷信鬼神，做种种之护符”。由此可见陕西乡村防疫之艰难，而实际情况又较文中所述更为复杂。
民国以降，国家力量不断向基层社会进行渗透，政府在公共事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医药资源紧缺、专业团体缺乏、民间力量薄弱、民众卫生观念落后等问题交织的乡村社会，政府无疑是防疫的主导力量。陕北鼠疫爆发期间，县级政府层面最早启动防疫工作。如，年7月横山县政府成立防疫会，并从汾阳聘请医生，从北平购买“鼠疫苗浆与血清多种，与未患者打疫苗，已患者注血清”，极大降低了死亡率。年秋，省级政府层面的防治工作启动，特别成立陕西临时防疫处，专责陕北鼠疫救济预防工作。11月，省政府又将“韩城等边境及陕北七县交通暂行隔断”，以防鼠疫蔓延。防疫处人员也于当月被派往陕北，进行救治。防疫处在米脂、绥德、榆林等疫区，分赴各村镇宣传防疫事宜、为民众注射疫苗。
在地方政府的再三恳请呼吁下，国民政府“内政部”也于11月派出医官，在山西临县设立“山陕防疫事务处”，分组赴各主要疫区进行救治。其中榆林组在由葭县（今佳县）及时对榆林东南部各村的鼠疫患者施救，避免鼠疫蔓延至榆林城内。“内政部”特派专员与医官等数人到绥德后，“即赴义合（镇）一带防治，将该区余人均行注射鼠血清，同时并率有掩埋队，亲自监视掩埋死尸”，有效控制了当地的疫情。至年月，经过各方人士长达数月的努力救治，陕北主要疫区未再发生疫警，陕北鼠疫暂告结束。年夏，霍乱祸及关中乡村，至7月下旬，省城及“东路各县城市”防疫工作已经就绪，而乡村的防治工作却尚未举行。由于政府对乡村社会控制乏力，在城市广泛推行的隔离病患、管制交通、消毒清洁等措施在乡村极难推行，乡村的防疫工作实际上只能以注射药物为主，辅之以卫生宣传。工作虽有不周，但仍取得实效。
例如，鉴于各县医护人员极度缺乏，省防疫院征求防疫医师派往各县，并特设防疫人员训练班，训练期满即派往疫区工作。东路临时防疫处派员携药辗转赴华县、华阴、渭南等县深入乡村注射疫苗、宣传防疫、监督清洁，扑灭了大部分地区的疫情。省公安局也派员赴乡为民众注射疫苗，以为预防之计。大荔县因疫势延及乡村，且甚为剧烈，派出防疫处、四十二师军医处下乡施行注射；宝鸡县组织宣传队，携带药品及宣传品，“赴各区乡镇宣传防虎疫办法”；长武县县长协同地方各士绅组织防疫会，每周一三五日注射疫苗，在省城购“救急水”广施四乡，“并印刷剀切布告及详细防疫方法，散发各区乡”。永寿县发现虎疫后，立即令公安局派警员分赴各乡镇，“督劝民众，注意卫生，切实杀蝇，举行大扫除，并禁止售卖瓜果，以资防范”。
渭北临时防疫会将募集到的防疫药品分发各地，并将特约及专任各医士分成三队，赴关山、大程镇、永乐店一带进行救治；周至县也督饬防疫队赴乡分途加紧宣传救治。朝邑县县长分派多名医生“分赴各乡注射（疫苗）”，同时购置余瓶药水散发到各村。陕北安定县在发现“虎疫”后，县府令公安局派员往附近各村宣传防疫，引导民众注重清洁消毒，并设法购买疫苗供民众注射。鄜县（今富县）从省防疫院领回疫苗80瓶，在县城内注射完毕后，即时分赴各区挨村挨户注射，结果“极有效验，活人不少。”“城东北川口村，自冬日起连死12人”，经过“县府派员施药防治并注射”以后，自9月16日起已无死亡；“五权区老寨子，旬日间死六七人”，因为得到“县府制发之药末救治”，亦使“得以痊愈者不少”。可以说，各基层政府的防治对陕西乡村抗疫起了关键作用。然而，由于陕西经济落后，医药匮乏，政府可调拨的医疗资源远逊于乡村防疫之需。年4月，陕北鼠疫复发，数月间便蔓延横山、安定、米脂数县，但因地方政府缺医少药，致村民罹难者甚众，以致“路断行人、村绝炊烟”。
年夏季，“虎疫”在关中地区大爆发以后，各村因医药匮乏而致众多村民染疾而亡。例如，韩城县每日每村染“虎疫”而致命者三四人六七人不等，虽有防疫处，“但因传染甚多，物药稀少，难于普济”。周至县派防疫队携带药瓶分赴各乡区医救，但是由于病势甚重，很多乡民尚未得到救治，便已殒命。宝鸡县由于“虎疫”愈传愈广，蔓延愈速”，致使“虢镇四堡日死50余人，玉涧堡纸房头河南一带尤为猖獗，慕仪（镇）某焦50余户死亡几近殆尽”。然而当地“医生药品两咸缺乏，以致束手待毙”，只能请当局火速救济。吴堡县在发现“虎疫”后，因“地处偏僻。医药均乏，除饬公安局严为预防外”，只能“呈请民厅赐发药品”。渭南县虽设防治处，但“旬余以来，亦未奉药，群医束手”，同样只能恳请省政府“速赐疫苗五百瓶”，“以救未死孑遗”。然而，即便是全省医疗条件最好的西安也因注射者甚多“将存浆苗，悉数用尽”，不得不暂停疫苗注射。⑧省城防疫药品尚且匮乏如此，更遑论满足基层乡村之所需。此外，医药资源严重不足还导致个别地区根本未能得到省政府的援助。据杨叔吉的估计，年霍乱“蔓延全陕，约60县”，可是仅有0县得到“省府防治”。
年8月，岐山县绅民在致省府的电文中提及：“潼关西安一带，多蒙政府防治，势已大减，其他重要各县，亦荷频施医药，得免蔓延”，然而“每日死亡不下数十”的岐山县却因“地方僻塞，消息不灵”，在“虎疫”已经发生数月后依然是“外方无闻，任其蔓延不救”。基层防疫之窘状从中可见一斑。广大的乡村受制于缺医少药，而政府又救治不及，便只能“听天由命”。陕西乡村疫情蔓延之久为祸之烈，与陕西公共卫生体系的滞后与官僚体制的颟顸直接相关。尽管鼠疫在陕北蔓延已有一年之久，但地方政府最初因“边地医术简陋，迄未能断定是否确系鼠疫”，等待“医院根据其所报告之病状，加以诊察”之后才判定为鼠疫，然而仍无根本上之预防办法，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已引起官府公文上之注意，曾不断辗转呈报指令而已”。各级政府之间的瞒报、推诿与低效的公文往来更是导致防疫工作一再延误。鼠疫刚刚爆发时，陕北地方官绅多不注意，等到祸害扩大后，“始由县长报省府，省府呈中央，辗转宕延，致误救济。”
陕西省政府在年10月22日亦承认，年爆发的鼠疫，早在8年就于陕北横山一带初显苗头，“因人民之无防疫常识，及官厅之不注意，遂延及陕北全部”。年夏，霍乱爆发后，陕西省政府虽然在7月初下令实施对西潼公路以及陇海铁路潼关至河南阌乡段的交通管制，以防止霍乱传播，但7月中下旬，省政府便以潼关“‘虎疫’刻渐消灭”“虎气大减”为由将铁路、公路陆续开通。疫情尚未平息便贸然恢复交通，直接导致霍乱向陕西各地蔓延，呈现出“初期远程传播与近程传播同时进行,后期主要以沿交通干线的远程传播为主、县城与乡村相互传播蔓延”的特征。可见，各级政府机关应对20世纪0年代初期陕西乡村瘟疫的大爆发负重要责任。
结语
20世纪0年代的陕西政府一方面对乡村防疫起了关键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因政府掌握的医疗资源有限、城乡各地资源分配不均及疫情初期的漠视、误判、延宕，又加重了乡村疫情的持续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