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南飞是各类艺术家喜爱的题材，或歌唱，或绘画，或作诗，确实很美。大雁从西伯利亚飞来，在渭河滩过夜，然后起一大早吃麦苗，再往南飞。
问题是它们吃麦苗太凶恶。麦苗其实不怕吃，羊、兔子、鸡也吃，但它们只吃叶子，吃了不但无害反而有益，大雁却是连根一起吃，拔出麦苗下的麦粒。吃得又多，一群雁很快就会毁掉一大片麦子。
吆雁就成了农工们冬天里的工作之一。吆雁就是口喊手舞把落到地上来的大雁赶走。后来也用枪打，那时似乎没有动物保护这一说。现在大雁是二级保护动物。
有一次我走得有些远，碰见一个老人也在吼吼着吆雁。这个人看起来比一般领导干部还年长，有五十多岁吧。
“你是哪儿的，也在吆雁？”
“我是西农的，……”西农就是西北农学院，常有人下来指导工作。但如果来当农工干活儿，就是犯了错误下来接受监督劳动的，不是走资派反动权威就是右派。
“贵姓？”我很客气地问。
“我姓周。”
“啊？姓周？你是周尧？”我不会说客气话，但心里立刻充满了恭敬，我知道著名的昆虫学家周尧在我们农场劳动。
“知道我？”
“知道。你是研究蝗虫的。说你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数清了蝗虫腿上的刚毛。”
“哈哈，也是，也是。但不只是……。”一边说，一边还挥舞着手。
他知道了我喜欢读书，也学习过一些农业知识和生物学。
我不知该怎么称呼他，那时对右派只能直呼其名，不能叫老师，当时又不兴叫“先生”。而且我也不知他是不是右派。就直视着他的脸，带着非常尊重的表情，算是行礼了。我说：“你现在好像还在研究大雁？”
“是的。它们的活动也有规律。不过，你看我们这样吆雁，从这边吆到那边，从那边又吆到这边，有意义么？……”
“现在你还能发表文章么？”
“我写到思想汇报里呀。”
“他们大概看不懂。”
“也有能懂的。这样也好，免得说我名利思想。”
周尧是国宝级的科学家。他是右派还是走资派还是什么分子我不知道，他得到“解放”还要等十几年，到年三中全会的时候。
一个民族必须珍视自己赤诚的、有学问的儿女，保护他们，倾听他们的指导，并且永远铭记他们。
冰山上的来客年轻人到哪儿都喜欢音乐：或者大声唱，或者低声哼，或者静静地听。可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收音机也是稀罕物，全场只有王耀昉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背着到处走。每天只有大喇叭广播新闻之后播放一点音乐，还有几个星期一次的电影，一般会有好听的插曲。
那我们就很痛苦吧？不。得不到可以得到的东西才会痛苦，得不到本来就得不到的其实并不痛苦，你会因为上不了天难受么？
而且我们自有解决的办法：没有音响就自己唱，学唱、传唱、抄歌是我们的主要业余活动之一。而且由于音乐弥足珍贵，更显得美妙。不像现在，到处有音乐，反而吵得人心烦。
我和萧亚民都喜欢音乐，乐理水平也比较高，会自己照着歌本学唱。照着歌本唱几遍曲谱，然后再唱歌词，就会了。后来我发现萧亚民的乐理水平比我高得多：他不是先哼唱乐谱，而是眼睛看着乐谱，嘴里直接唱出歌词。旁观者惊讶地问：“你什么歌都会唱呀？”一首新歌，不用学就会唱，这可是一种令人艳羡的绝技。
可是歌本也很困难。一般是借、抄，有些新歌借也借不到。
“亚民，晚上演《冰山上的来客》。”
“真的？我们一起去，把那个歌儿记下来。”
“那个歌儿”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真是惊人的好听。可是一直找不到乐谱，没办法学唱。我俩约好看电影的时候自己记谱，他一句我一句写下来，然后拼凑到一起，歌词就记到脑子里。可是还有一些地方俩人都没记下来，那只好等下一次看电影。
那时候出版大概也困难，而且大家的思想进步，歌曲有爱情内容似乎就有些不合时宜。
后来还是找到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曲谱，几年后才找到《冰山上的来客》歌单。歌单是一种印有几首歌曲的纸片，我们发现自己记的谱还是有几个地方弄错了。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谱子里面有半音。维族歌曲的韵味全靠这个半音（还有切分音）来表现。我和萧亚民都有口琴，但是口琴上面没有半音，这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时候没有广告，从新闻里可以知道一些商业信息。
“亚民，报上说上海口琴厂新生产了一种半音口琴。”
“真的？多少钱？”
“我写信问了，每把六元四角，包括邮递费，我明天去汇款，”
“我也买一把。”
半音口琴寄来后，我俩立刻开始演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有《三套车》。有半音，果然别有味道，财务科几位女士也闻声赶来欣赏。半音口琴的缺点是没有和弦，但两个人一起演奏就好听得多。
文革时却成了罪名：经常演奏外国资产阶级音乐。那时似乎有一种潜意识：凡美好的东西就会腐蚀人的心灵。
我的普通口琴和半音口琴奇迹般躲过文革，保存了下来。
革命人“群众专政”本来就是一个荒唐的名词．专政就是直接暴力，群众互相直接实行暴力，那不乱套了吗？
可是我就很现实地被群众专政起来。我和其他一些人被关在房子里，不是牢房——所以是“群众专政”——，外面却有看守，看守就是我的战友王某，机务排开拖拉机的，一个很善良的人。他穿着一件棉军大衣，那是发给机务排的。他现在不能跟我说话，一副公事公办的神态。
“哎，你，——”王某推开门，伸手指着我，不叫名字。
“我吗？”
“就是你。出来！”
出来也不说话，他一时定不下来走我后面呢还是走我前面。走前面怕我从后面逃跑，走后面不就得跟坏人走吗？最后决定走我前面。我就跟着他走。走进一间比较大的房子，里面坐满了革命群众，但又不是开批斗会的样子。
“这个歌儿你会唱吗？”墙上挂着一首歌曲：《革命人》。
“不会。”
“你先给大家教调子，唱几遍就会了。”
那首歌是进行曲，跳跃有力：
教了几遍，大家都会了，准备教歌词，或者说学歌词。我自己也没唱过呢。
忽然，我发现军代表站在窗子外面。我还是继续教唱。
“你出来！”陈代表直接把我叫出去，音乐课上不成了。
“你的问题交代得怎样啦？”来到军代表住处，房子里还有薛某等人，他们现在是军代表依靠的革命群众。
“我正在想。”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我交代什么。
“你要彻底交代。现在问你个问题。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陈二球’，是你领头叫的么？”
我还没答话，薛某就对陈代表说：“他是文人，不会说这种话。”确实，我对“脏话”极其敏感，不止嘴上不骂人，即使在心里也不会用“二球”这种脏话思考。
“是你们决定让他教唱革命歌曲的？”陈代表转过头问薛某。
“是，大家都要唱。又没有别人教。”
军代表想怎么办。
王某从外面进来问：“那还唱不唱？”
“嗯——，那就继续唱吧。”
我回来继续教唱，欢快昂扬的旋律很快安抚了我的心情。人生在世，乐观主义应当是基调。不论什么困难，悲观、怨天尤人，没有任何用处，只能使困难更严重。当然，痛苦、哀愁是免不了的，但是要尽快摆脱这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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