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上篇导读
欧阳修等/著
《旧唐书》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王朝官方组织编修的一部纪传体唐代历史，记载了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哀帝天祐四年（）共年的历史。
陈衍德
全书共卷，由纪、志、传三部分组成，题为刘昫等撰。《旧唐书》原称《唐书》，宋代欧阳修等人的《新唐书》修成以后，为了加以区别，称为《旧唐书》。《旧唐书》把刘昫列在撰者首位，只因他是书成时以宰相身份出任监修，由他将此书表进上呈。实际上，刘昫对《旧唐书》的修撰并无多大贡献，于修书出力最多的是原监修赵莹，修撰张昭远、贾纬、赵熙等。
改朝换代之后为前朝修史，是我国古代的传统。《旧唐书》虽然在后晋时成书，但准备工作在此之前早已展开。在唐亡后的第一个王朝后梁，朝廷就依史馆奏请，敕令内外百官及前朝的达官贵戚、勋旧名士进送家传，并具述其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旧五代史?末帝纪下》）录送史馆，以备修史。如果记得唐会昌（—）以后的公私大事，也要直书抄录送官。假若家中有涉及制度沿革的奏疏文章，同样可以编录送纳。后唐时，三川搜访图籍使庾传美从成都搜访到了唐代的九朝实录；又因唐宣宗朝（—）以后没有实录保存下来，朝廷诏令购募宣宗朝以后的野史以备编修；还下令“禁人毁废所在碑碣”（《旧五代史?明宗纪第八》），唯恐名贤遗行失其所考。
虽然总体而言唐朝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但安史之乱却使唐朝从顶峰跌至谷底。文书图籍在战乱中损失惨重。安禄山叛军攻入长安时，“全虏府库兵甲、文物、图籍”等，“肃宗克服，方散求于人间，复归于京师，十得二三”（姚汝能：《安禄山事迹》）。接下来藩镇割据，外族入侵，战乱频仍，文献图籍散失一直十分严重，而且各地上呈中央的报告也大不如前。由于搜集历史资料费时费力，后晋与后唐并没能修成唐书，但这一时期的史料搜集工作，无疑为后晋时唐书的修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旧唐书》正式诏修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二月，完成于后晋出帝开运二年（）九月，表进的时候为避后晋高祖石敬瑭的讳，以《李氏书》代称。《旧唐书》最开始由时任宰相赵莹监修，两年后赵莹调离，桑维翰、刘昫相继担任监修一职。而参与《旧唐书》修撰的，起初有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他们皆长于史学。后来贾纬因居丧离开，同样是资深史家的吕琦、尹拙便增补进修史班子中。贾纬丁忧期满后重返岗位，而直史馆王伸也曾参与预修。可以说《旧唐书》的写作阵容是十分强大的。可见五代虽是乱世，但修史仍一如治世那样备受重视。
晋高祖修唐史的诏令下达仅两月，赵莹就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史料搜集与修撰纲领。他要求走访晚唐参修武宗至僖宗朝实录的大臣的子孙或门生故吏，以寻找这一时期的实录；还令全国进献这一时期的朝廷制敕、官府文书和所修传记，以充实唐末的史料。又吩咐司天台修编唐武德（—）至天祐（—）的长历，以备修本纪；要求中央与地方的文武官员把他们父、祖的名讳、婚姻、仕宦履历及功勋事迹写成材料递送史馆，以备修列传；交代太常、大理二寺，御史、司天二台，以及兵部职方、秘书省等整理唐代礼乐增损、典章制度沿革和天文地理的材料，以备修志书。这一纲领旋即得到朝廷的认可，《旧唐书》的修撰于是依此展开。《旧唐书》仅历时四年余便能完成，与赵莹的纲领之完备细密是分不开的。而在具体的修书过程中，张昭远用力最勤，所以《旧唐书》书成表上时，他的名字同刘昫一起列出。贾纬搜集唐武宗以后的遗文传说，撰成65卷《唐年补遗录》（或称《唐朝补遗录》、《唐年补录》）供修唐书参考，《旧唐书》中会昌以后的纪传，多是贾纬撰补。
唐代是史学高度发展的朝代，政府对史书的编撰十分重视。太宗朝即修撰《晋书》，由宰相房玄龄领衔，太宗还亲自为王曦之、陆机等人撰写传论。对本朝的历史当然更是重视有加。官方有着很完备的记录史事、保存史料的制度，也有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起居郎与起居舍人每日记录皇帝的言行成为起居注。各部诸司要按期把所闻祥瑞、天文占候、外邦朝贡、蕃夷入寇或来降、变改音律、新造曲调、州县废置、孝义旌表、法令变改、断狱新议，以及饥荒水旱、虫霜风雹、地震洪涝的灾情和赈恤情况报送史馆。诸王来朝，京城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都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的除授、薨卒，地方上的善政异迹、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以及公主和百官的行状、谥议、定谥也都要录送史馆。上述材料之外，如果史臣觉得还有其他事迹可堪入史者，也可以直接下牒索要。武周、德宗、武宗、宣宗等朝还曾间有修撰时政记，这是由宰相记录的，不便由起居郎、起居舍人等低品级官员知悉的机密事要。起居注、时政记以及录送史馆的种种材料，经过史臣的剪裁和整理，就形成了系统的官修本朝史——编年体的实录。实录再经过改写和加工，就成了官修本朝史的最后形态——纪传体的国史。实录与国史，以及唐时官修、私修的其他史志文献，为五代时期修撰《旧唐书》提供了丰厚的材料基础和依凭。
这里要特别指出起居注的重要性。起居注之作始于东汉明帝，初由宫廷侍从文臣担任，到隋始有专官职掌，当然也有例外。自汉至唐，历代起居注本积存甚多，但在多次战火中损失甚剧。到清代尚存的宋以前的起居注，就只有唐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与宋周密的《乾淳起居注》等寥寥数部了，所以十分珍贵。起居注之重要，首先体现在它的客观性。按历朝祖宗制度，皇帝本人是不得观看起居注的（虽然也偶有破例的）。其次在于它的连续性，每日必载皇帝参与的朝政大事。谈到唐史，自然要提及《大唐创业起居注》。这本书的作者温大雅，在唐高祖李渊于隋末在太原起兵时，就被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唐朝建立后，他步步高升，多参与机密，所以对隋末唐初的历史知之甚详。这本书记述了李渊从太原起兵到正式建唐称帝共天的历史事实，材料丰富翔实且可靠，没有如后出的正史那样，依据贞观史臣删订的国史、实录等，贬低李渊及李建成等人，夸大李世民在唐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在读《旧唐书》等正史时，如果能结合这样的书一起读，就会对历史的真相了解得更多一些。
这里还须指出，唐代除了官方重视史学，民间修史也热忱不减。本来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修史是官方维持其意识形态正当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原则上是不允许私人修史的。即便是政治、文化名人私自修史，未获朝廷批准也无法刊行。但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在文化方面，开放也是其基调，似乎没有特别的规定禁止私人修史。加上唐代民众文化水平的上升，识字率的提高，所以民间著书远胜于前代。因此唐代的民间著述，包括野史、笔记等，对唐史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五代修唐史时，也得益于此。例如，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件大事，记录此事的民间著作所在多有。其中最有名的是《安禄山事迹》一书。这本书的作者姚汝能，生活于距安史之乱发生不远的年代，而且做过华阴尉。华阴地处京畿道，靠近潼关，那里正是遭受安史兵灾最严重的地方。因此这本书的描写较为真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旧唐书?经籍志》虽然没有将《安禄山事迹》一书列入其中书目，但将《旧唐书?安禄山传》与此书相比较，则发现它们的大致轮廓是相同的。所以不排除五代的史臣们采纳了这本书的某些内容。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统治者对于其不利的民间史著也是严加禁止的。例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登上帝位，贞观史臣便遵循胜王败寇的惯例来写这段历史，不仅正史如此，民间不利于李世民集团的记载也被清查消除殆尽，未曾留下只言片语。这些都是我们在读唐史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总之，了解《旧唐书》的撰写过程，对于了解《旧唐书》本身的内容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何写史不仅取决于作者，而且取决于时代。特别是像五代十国时期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更是如此。无论如何，五代时期虽然政治混乱，但王朝有更迭，修史不停顿，《旧唐书》终得以成，这一点值得后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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