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一句口号造就了一代知青,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知青留给北大荒这块土地的是最宝贵的财富——青春。有人说:知青是被耽误的一代,被边缘化了的一代,因此知青才试图用浪漫主义的怀旧情结来温暖自己苍凉的心。“知青”这个名词只承担着一点点道德情怀,更多的只是一种心灵抚慰剂,一个灵魂避难所。
碳酸氢铵“司务长,麻烦了!”
“怎么了?”
“昨天晚上忘了发面,今天蒸不成馒头了!”
“只好擀面条啦?”
“那也只好擀面条了。”面条大家很喜欢吃,但是擀面条很费事,需要几个人,两人一组,对面擀,你擀过来我擀过去,来回好几次才能擀好。而且面条不好打到碗里,一般一两个星期才能吃一次。
我是司务长,有文化知识,还比他们大两三岁,自认为应当想出办法来……
我想起来库房里堆放的化肥碳酸氢铵,一下子就记起来《化学》课本上说的“碳酸氢铵可以做发酵粉”的话,还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发酵粉包装袋上写着“成分:碳酸氢铵”。
我摆出诸葛亮胸有成竹、慢慢说出妙计的架势,吩咐道:
“到场上取一些化肥来。”
“化肥?取多少?”
我回忆着课本。碳酸氢铵遇热时氨气挥发,在面团里形成气孔,与面粉的重量并没有严格比例。
我们蒸馒头用两袋面,就是一百斤。
“大约取一斤吧,不用秤了。”我随意定下百分之一。
当时也太相信自己的知识水平了。化肥拿回来以后,我就让炊事员把化肥掺到面粉里。
“就这么蒸吗?也不用发面、不用饧面?”
“就这样蒸。这是科学,书上讲过的。”
“化肥会不会有毒?”
“碳酸氢铵没有毒。但是气圆的时候会很臭,臭完了就不臭了。”
还不到气圆就开始臭。简直可以说奇臭无比,像长期没冲洗的小便池那个气味。幸亏我事前打了招呼。大家没说什么,但都捏着鼻子走开了。我,还有一个人继续坚守。
臭气逐渐散去。馒头快蒸熟还没蒸熟时已经没有臭气了。
揭笼时,一点臭气都闻不到,馒头明显大一些。掰开一个看看,还比较蓬松。尝一尝,没有怪味。但有人仔细品尝一番,说还是能尝出一点点臭。
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关键是我当时不懂什么工业级、食品级、试剂级这些术语,只知道它们的分子式,居然就敢用化肥蒸馒头。
犁郑平铧式犁主要由犁铧、犁壁、犁侧板、犁托、犁柱等组成。犁壁是固定犁铧的钢板,大约1.5~2公分厚,8公分宽,60~80公分长。上边三四个孔,用螺丝把犁铧固定在犁壁上,犁壁固定在犁架上。犁壁有三、四公斤重吧。犁壁和犁铧合起来多至50公斤。我们农业工人都知道它必须重,不然犁地不深。
这是农具,拖拉机带起五铧犁、七铧犁,一次犁出一两米宽,比牛拉犁快得多。
它也是刑具,穿上细铁丝,挂到脖子上,可以使人极痛苦。
它还可以是一种……杀人工具。
文革中我被“群专”了。我犯的不是杀人放火抢劫强奸这一类具体的罪,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这一类抽象的大罪。
我和其他被专政的人一起被喝令跪下。突然我在颈椎上被重重地打了一下。当时没有感觉到疼痛,因为立刻就没有知觉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在剧烈的疼痛中醒来了,跟其他被专政的人一样,脖子上挂着几十斤重的犁,细细的铁丝勒到脖子的肉里,血和汗水一滴一滴往地上滴。(幸亏我父母已经去世,不会看到这段文字了。)
猛击颈椎是“行家”的手法,是可能取人性命的危险动作。猛击我的人与我无冤无仇,差不多可以算是不认识。我也没有别的任何仇人,不会有人托他杀我。他怎么就要取我性命、就敢取我性命?那时候可以随意打人甚至随意合法杀人不受追究,但这究竟什么原因呢?仅仅是人的劣根性?
也许是为了积极上进,表现出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后来那个猛击者果然调到师部警卫班去了。
不过他还是有分寸。我没有死,但是眼睛逐渐失明了。
我咽不下这口气。虽然我老了,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但是我还是要找他算账,我知道不会忘记他的人还有好几个。
死在他手里的还有袁迪生。袁迪生并非因为有人揭发什么问题自杀,而是死于严刑拷打。——说“严刑拷打”也不对,打人者就是打人取乐或者表现进步,并不是刑讯逼供。
我老了,走路不便,我就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过一段时间我就“看望”他一次。他也该知道有好几个人经常“看望”他。
五十多年过去,他也老了。
儿女们劝我算了。
我在电话里向我的老友诉说,可以说是在哭诉。老友没有说话。他理解我。让他听见我一个男子汉在啜泣,我没有不好意思。
第二天他给我回话:“思考一夜,我还是要对你说,宽恕吧!”
又过一天,他又发给我一句话:“孔子的学生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我过了两天回他说:
“你是对的。”
过了两天回他的。
他说:“欣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放下仇恨,让坏蛋去不安吧!”
佛、基督、圣人、安拉都教导我们宽恕,那,我就放下吧!
确实,宽恕比仇恨高尚,鄙视比雪耻有气度。
袁迪生是我小学同学的中学同学,住同一个院子。我经常去他们家院子。他父亲是汉人,母親是白俄后代,可能还是俄国贵族。袁迪生是二十六中毕业的。以这一小段文字作为对他的纪念吧!
走Z派趣事“走z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文革中最常用的词。“当权派”就是当官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却很有弹性。没有哪个领导敢说自己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谁敢说自己做的事情完全正确、没有一点偏差呢?既然与社会主义有偏差,那就是资本主义。所以,几乎所有单位的领导都是走资派,都得挨批斗。我们农场的场长和政委当然都是走z派。我原先当过闫吉庆场长的通信员,下面是他私下给我讲过一些趣事:①不一定谁打得过谁呢那个瘦高个,几连的我不知道,那一天忽然跑到一连来,走到我跟前,直接叫我的名字:“嗨,闫吉庆!”“什么事?”“你问题交待清了没有?”“什么问题?”“不老实!你跟我过来!”我跟他走到那个小房子,就是你们一连北面单独的那间。“什么事?”“你给我批条子!”“什么条子?”“我要借五块钱,没钱买饭票了。”“我不能批。钱归政委管。”“哦,那你给我批三天假!”“现在农忙,一般不能请假。”“你批不批?”说着就从裤腰上取下一个什么鞭,做出要动手的架势。我一把抓过他的那个什么鞭,三下两下折断,快步走过去关上了房门。“今天这里就咱们俩,不一定谁打得过谁呢,别看你个子高。当年我当游击队长的时候还没你呢。”他一听慌神了,倒退着走向房门,急忙开门跑了。②我有饭票,我有饭票有一次,在桃下,中午开饭的时候,遇见你们一连的那个什么“武”的,现在叫不出来他的名字了,跟我打招呼。“闫场长,买饭呀?”“是呀。”“闫场长有饭票吗?”他一边在口袋摸着,要给我掏饭票的样子。“啊,我有饭票,我有饭票,”咋能让职工给我掏饭票呢。“真有饭票吗?”“真有,真有。”“真有?那你借给我四两。我这个月连一点饭票都没有了。”我只好给了他四两饭票。③一个月十二元顾政委问我:“闫场长,现在一个月给你发多少?”“十二元呀,你呢政委?”“我也是。这怎么能行呢?”“不会长期这样吧,我觉得不会是中央的意思。”“造反派胡弄……”“你咋说这样的话?没看见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吗?”“我没说什么呀,革命小将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他担心我给造反派报告,真是贼人有贼心。其实我不会那么无聊的。来稿请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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