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国民的生活还是那么简单朴素，农场这些从大城市来的知青，给当地朴素的农民带来了很多新奇的“事物”，也闹了很多现在根本看不到的笑话...时过境迁，祖国的繁荣历历在目，翻看这些过往的趣事，少卿心里五味杂陈，有说不出的滋味...
壹吃冰棍儿、刷牙及其他1虽然当时已经建国十几年，各方面还是很落后的。
我见过的一件事“冰棍儿！五分一根！”冰棍儿竟从西安骑着自行车卖到华阴来了，二百多里路呢！那时候西安街道许多人背着木箱卖冰棍儿。卖冰棍儿的人多，就时不时有人到西安以外的地方去卖。制造冰棍儿这样的技术，当时只有西安才有。
“可以用鸡蛋换吗？”路过五方的时候，有三个老婆婆从来没吃过冰棍儿，想试一试。
“可以！一个换一根！”成交了。
“哎呀，你咋敢吃沃！沃吃了会tù子疼。”
“凑是滴，麽牙凑冻日沓了！”
买冰棍儿的老婆婆还是勇敢地吮了一口：“哎呀，这还瘆得怕怕！”
其他人却不怕了，轮流着吮，每人一口。一边说“瘆得增怂”，一边赞美确实好吃。
焦某讲的事我们去的时候，当地原来的农民还有许多没搬走。
早上，我们到一块空地去刷牙，许多农民来看。
“沃是弄撒尼，在嘴里戳来戳去的？”
“得是把脏东西吃到嘴里啦？”
“乃沃肯定是把屎吃进去了，那么狠命地刷？”
“沃白不刺啦是肥皂？”
“满嘴白沫沫...咦...这些娃娃爸妈不在跟前，怪可怜。”
赵某自述“三叔，你把钱搁到我这儿，保险得很。”
“我用的时候……”
“放心，你要用就给我吭一声，我立刻给你取钱。”
“不要叫你三婶知道。”
“那还用你说！我会到没人的地方把钱给你。”
“那就好。我也没啥谢你，……”
“谢啥呢？乡里乡亲的。”
“把钱放到你这儿我也放心。你见过世面。”
说来也许有人不相信，离西安这么近的地方，一般人竟然不知道存款有利息。村里人把钱存到我这里，我转存银行，利息就归我了。我的信用很好，而且绝对保密，还有外村的人把钱存到我这里的。
社教的时候工作组发现了，说是严重问题，但又不知怎么处理，就把我送去当兵，复员以后分到农场来了。
一位老教师的讲述
我是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
那是山区，自行车还是极少见的。
我骑自行车去买东西，竟被老乡拦下来。
“快来看呀，耍马戏的来了！”他们看到我骑着这么奇怪的车子，以为我是杂技团的。
涌来一群老乡。
“他会骑洋马马！”这里的老乡没见过自行车，以为前后两个轮子的车是一种杂技专用车。几个年轻人试了一下，果然一骑就倒。于是硬是要我表演“骑洋马马”。我表演了好几圈才放我走。
那时候鸡蛋一分钱一个，或者一分钱两个。我刚参加工作，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几千个鸡蛋——跟现在刚入职的年轻人差不多。
贰出了问题我负责2徐烨
“造反”自古以来就是贬义词，文革那时却反过来了，人人以造反为荣，成立了许多造反队、造反司令部、造反指挥部。华阴农场的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统一指挥部”。李二立当时是副总指挥，就是第一副头。记不清了，当时各派投票选举，他是全票，那就应当是总指挥，不是副的。指挥部一成立，李二立就办了一件大事。社教时定了几十个“坏分子”，一直搁着没处理。社教工作组组长是李子亮，二立就去丈八沟找李子亮。当时师部设在西安丈八沟。“李子亮，不是还有几十个‘坏分子’没处理吗？”“是的，一共三十六个。”李子亮说话声音没有过去那么宏亮了，他现在可能也正被批斗呢。“都是什么问题？”二立知道，这些人都十几二十几岁，肯定没有地主富农，也没有右派，没有男女关系，也没有反革命分子。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五种，只能硬给戴一顶“坏分子”帽子。这些人干活儿卖力不偷懒，绝不会干坏事儿，根本不会找到什么“劣迹”，只是不太会巴结领导，是领导们不甚顺眼的“黑斑sa”。“还没有定性。”李子亮承认。“还没定性就是根本没有性！你把人放了！”二立这个人就是有胆，敢叫“立刻放人”。“这……也没有正式说他们是坏分子呀！”“没正式说，就宣布人家是坏分子？”李子亮顿了顿：“没下过文件。”“反正是工作组的责任。”“我们并不知道他们被专政。完全是底下的人自己的行为。”“你作为组长是有责任的。那你写一个，一个情况说明吧。”二立还是会变通。他想到，人并没有关起来，怎么放？争下去也没有用处。要的就是一个名分。“怎么写？”“你就写这些人没有问题。附上名单。”李子亮真的写下了。当时大形势对他有利，可他知道自己的小形势不太有利，惹下二立可就麻烦大了。二立拿着李子亮写的字据回到指挥部立即讨论这个问题。他建议马上放人。没人说话。这事情太大了。当时正在反击右倾翻案，人民日报上有《翻案不得人心》社论，实在是太冒险了。没有通过。李二立又召集第二次会议。“赞成不赞成？”“挺可怜的……”毕竟所有的委员都是农工，有同情心。萧亚民说话了：“我赞成。”其他人还是不吭声。场长、书记都靠边站了，要自己担责任，真的出了问题怎么办？“出了问题我负责！”这倒不是空话：二立想着自己最坏的结果就是也被定成坏分子，但他拿着李子亮写的字据声明那些人没有问题，怕什么。没人吭声。又开了第三次会。只有两人赞成。“有人反对吗？”二立稍稍提高了嗓音。没有人反对。“那就是同意了？”二立脑子转得很快：不反对就是赞成嘛！“好，那就通过了？”“通过吧！”同情心战胜了担心。“柳寅书（记得他是记录，也许是别人）你记下：全票通过。”当下起草了一个《关于给×××等同志平反的决定》，文理和格式都不很完美：“根据社教工作组组长李子亮同志的证明，以下同志都不是坏分子：×××、×××、×××、×××、……。对他们实行群众专政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从即日起予以平反。附件：李子亮同志的证明。”李二立在全团大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他平时讲陕西话，郑重的时候讲普通话，相当地道。《决定》只宣布，没有打印，当然也没有文件字号，没有存档，现在肯定查不出来。但是，它在这三十六个人的人生经历中是一个转折。《决定》是谁起草的，记不清来了。事实证明这是在那个时代能作出的最正确的事情之一。那真是一个荒唐的年代，昨天的同志、朋友，今天忽然不认识你了，拿着手铐、绳子，板着脸来对你“专政”。一“专”就是一两年，好在那时候都没有家小。三十六个人得到了“平反”。严格说不能叫“平反”，本来就没有定案，平什么反呢？他们回到各自岗位，也有走上领导岗位的，做出很多成绩；也有再经波折，但最后没有一个出问题的。有些已经去世了：王顺安、陈长群、艾克利……，都是好人，你们不是坏分子，从来都不是，安息吧！一般人觉得李二立当时并非有此大智大勇，不过是幼稚莽撞加上朴素的正义感罢了。仔细想来并不是这么简单。当时正在大抓阶级斗争，文革正如火如荼，并非十几年后文革结束、正式放弃“阶级斗争”口号、大规模平反的形势，能这样为自己的农工兄弟争取“解放”，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但是李二立又不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撞大运，他很聪明地让工作组组长亲笔写下了这几十个人“没有问题”的字据。说大智大勇也不为过。文革后期批判他，果然有人说他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桃下贴出漫画，画着“坏头头”李二立举着“保护伞”，伞下面许多“坏分子”，极尽侮辱丑化之能事，但是，没有人批评那个《决议》。叁逃水3三不
听说过荒的，逃难的，没听说过逃水的。逃水，是华阴农场的特有词汇。可能是曾经是库区的原因，渭河因泥沙沉积河床升高，水稍大一点就泛滥成灾。
我们六连经历过三次逃水。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春，应该是桃花讯吧。正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大家有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不愿撤离，领导讲了几次才想通。大部队都上路了，我又到各宿舍看看有没有未走的人。果然，在女生宿舍发现一个女孩还没走。此人是刚从汉中来的，身材瘦小，说话语速很快，语言犀利，人们给她起了个外号——银环她妈——当时著名豫剧《朝阳沟》里的人物。我好说歹说，又帮她拿行李，总算是跟我走了。刚上柳叶河堤，一一我们是沿着柳叶河堤到桃下去，就看见四五斤重的大鲤鱼在水里蹦跳。平时，柳叶河水很少，即便是有鱼也不大。这么大的鱼是谓河涨水倒灌到柳叶河来的。这次逃水，没有几天就回来了，生产生活未受大影响。
第二次逃水是一九六七年夏季，天热。我们先是到槐芽村借住民房。我住的这一家是典型的关中民居，即八大怪之一的房子半边盖。睡到半夜，觉得不对劲，开灯一看，好多臭虫乱爬。我忘了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第二天对房东说了，房东很好，把臭虫消灭了。
在槐芽住了不多天，又搬到华县杏林公社李家坡村。这里有个单位撤走了，留下了三排房子，还有伙房，条件很好，我们就搬来了。
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曰我们才离开李家坡回到农场。为什么我记得这么准确？因为这一天中共九大开幕，而农场下了一场大雪，积雪三四十公分，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
原来六连的住地在柳叶河长涧河之间的西阳，这一次回来没有回西阳，而是到了离场部不远的南洛。西阳以及东边的北社，在我们逃水期间被部队农场占了，他们把西阳的房子夷为平地种了庄稼了。我一九九八年回农场，看不到西阳的一点痕迹，很婉惜，那是我生活过的地方！
第三次逃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忘记是哪一年了。又是到了槐芽村，我的房东还是那一家，只是不是老宅，而是他第二个儿子的新宅，也不是半边盖了，院子很宽敞。时代在进步。时间也不长又回到南洛。
也就是在七十年代初农场对渭河进行过改造。就是把河床的泥沙弄到河堤上，加高加固河堤。我们六连参加了，我还记的新来的段副场长视察工地。从此以后再没有逃过水，人胜了老天。
来稿请投：
q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