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老虎
回西安时买了一本英文版《北京周报》，当作学英语的材料。上面有一篇美国人写的关于植棉能手张秋香的文章，我慢慢地读起来。文章说张秋香勤劳、聪慧等等之外，还说她很“英勇”，我觉得有些奇怪。种棉花为什么要“英勇”呢？
往下继续看，有张秋香与老虎搏斗的情节。我忽然明白了：那个美国人看的文章肯定是把“地老虎”（cutworm，一种棉花的害虫）翻译成了“地里的老虎”(earthtiger)，结果他以为中国的农业生态极其严酷，农民种地需要常跟老虎搏斗，所以对张秋香佩服得不得了。
地老虎确实极难对付，其危害真不下于老虎。它的幼虫藏在地下，成虫不怕农药，危害很大，如果不提前预防，只能人工捕捉。
那一年地老虎成灾，团领导号召全团人工捕捉，比赛哪个连捉得多。起先数个数，后来用秤称。
先进的连队没有固定，哪个连都先进过。落后的却很稳定：试验站。试验站重视植物保护，一直进行病虫害监测，所以根本没有地老虎，当然是“落后”的。在表扬先进的大会上，顾政委意识到这个问题，尴尬地说：“试验站最后一名，但是它并不是落后。试验站重视植物保护，不能批评。”但他硬是没说“应当学习试验站。”
有些像抓贪官：抓得越多是否就越先进呢？在制度上不产生贪官不是更好吗？
DASHU那件事千万不能说我的案子严重起来了，我被押到了师部拘留所。农建师是一个特殊单位。它是企业，但是它的保卫科有自己的拘留所，由军队站岗看守，农建师甚至跟法院一样有审判权，可以判刑（但不能判死刑）。
在师部的拘留所我碰见了陈守文，在师部工作的一名工人。他年龄稍大，已经有一个孩子叫龙龙。
“哎呀，咋办呀！咋办呀！”陈守文天天唉声叹气。
“你什么问题呢？”
“说我要投敌叛国，咬得死死的。”
“你是个普通工人，怎么投敌叛国呢？谁咬你呢？”
“那个人原来也是工人，跟我一起干活儿的。后来他犯法被判刑，在监狱交待余罪，揭发我，好立功减刑。”
“不会由他胡说的。”
“他手里有证据。”
“什么证据？”
“一封信。他回西安时，我给他写过一封信。信里有一句话，’关于那件事情，你千万不要给我哥嫂说’。他说’那件事情’就是指投敌叛国……”
“是这样啊！我帮你写一个上诉，啊不，不能叫上诉，也不是申诉……”
下面就是我帮他写的。
情况说明
某某说我“投敌叛国”有三个所谓证据，全都不成立。
一、我给他写的信里确实有“关于那件事情你千万不要给我哥嫂说”这句话。
“那件事情”我现在记不起来是什么事情了，但绝不会是投敌叛国，投敌叛国这件事太大了，不用关照他也不会说的。应该是一件小一些、他很可能嘴长会说出去的事，例如婚姻、财产方面的事。
二、他说我跟他把饭票伙起来是为了攒钱准备投敌叛国，这话没道理。俩人的钱伙起来还是那么多，并不能增加，怎么攒钱呢？
三、他说我们策划叛逃的路线是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说我说那里天冷，没有卫兵。可是，卫兵都去不了的地方，我们怎么能去呢？
不几天，军管组放人了。陈守文带着龙龙到拘留所铁丝网外面来看我，远远招手表示感谢。
这个“案子”现在看来很滑稽，但在当时的极左环境下，凭在押犯的那个“揭发”竟然就把他抓了起来，三个“证据”压在头上，很可能会以投敌叛国给他治罪。军管组接受我写的“情况说明”，很不容易了。
龙龙现在五十多岁了吧，当时很小，还不会说话，肯定不记得这件事了。
DASHU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广州行
蓝梦兰
文化大革命中，“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最神圣的活动，在本地宣传，到外地宣传，到全国宣传，甚至到外国去宣传。但是，自行越境去外国，可能被定成私自出国，属于叛国行为。有位大领导的孩子想从云南越境出国，结果淹死在湄公河。
也有去越南去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那时中越关系好，但也不许驻留，被“友好地”遣送回来。
我们陕西农建师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打算去广州宣传，具体形式就是演节目、印发传单，介入当地的“革命”，帮他们喊口号。当时“宣传毛泽东思想”得到政府大力支持，乘车免票，吃饭免费。
各地的革命组织都分成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错误路线。西安的“工总”与“工联”是对头。工总包括了铁路系统，我们宣传队美工的家属是铁路工总的，于是我们团宣传队就是工总派的。
我们先在工总管的原名下水道公司的楼上集中排练等待。几天后一个晚上，到火车站内部等车，又等了几个小时，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每个人都发了火车票，当然是免费的。有些地方只要见是学生模样的就直接上车，根本不用车票。
虽然我们有票，一路上还是担心害怕。团造反司令带队的人说：“别怕！钱在这里，权在这里，怕什么？”
火车上人太多，行李架上、座位下面都有人睡着。没办法上厕所，只好尿到裤子上。
我走下车厢，上了后面的闷罐子车，就是货车车厢。看见河南逃春荒的难民，带着大包小也趴上了车厢。
在湖南第一次看到了红土，真是血红色的，跟我们陕西的黄土完全不一样。
三月八号早上我们终于到了广州站，正要下车却被告知：火车团体票已到有效期，不出站可以乘车回去，出站就作废。
回去？那我们辛辛苦苦坐了一两天火车到广州干什么来了？不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文化大革命吗？
领导决定：作废就作废，现在出站。怎么回去以后再想办法，实在不行就步行回去。路上一队一队举着红旗步行闹革命的年轻人很多，人家能走我们不行？
于是就出站了。我们要宣传，要演出。但是看这里像到了外国，说话听不懂，没人戴毛主席像章，没人知道西安。
现在想起来真是一场闹剧，当时却感到自己在完成重大任务。
我们宣传队的导演原先是宝鸡市剧团的。我跟他演过天津快板《刘少奇下南洋》，他演刘少奇，我演王光美。他是导演，其实不用他导，戏都被我抢了。团军代表说我“演什么像什么”。后来我当了男演员班长，还当了导演。
我们想像街头艺人那样在街上演出，结果没演成。
去售票处去问深圳的票。结果根本不行：不仅不能免票，而且有钱也不行：深圳是特区，要通行证。
我们只好住进离火车站不远的越秀公园。在室内大厅里男人一堆女人一堆，就地躺下过夜。外面还有人扔石块进来，不知是什么人。
80年代的越秀公园白天我们几个男的进了游泳馆，已经快闭馆了。我游泳很老道，但没有心思游，我是在偷偷地洗澡。
白天在珠江边留影，晚上集体步行出发，在一个不知什么地方的地方被军人盘问，后走到了花县车站。开始了更加艰苦的返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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